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简析 | 通往昆明COP15之路-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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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简析 | 通往昆明COP15之路

2020/10/13 17:38:00 本站

绿会国际部已对2020年9月30日主要在线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做了全程梳理和撷选分享。在这场首次基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和触及的议题包括：

·生物多样性、社会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

·采取行动的机会和优先事项，以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并将对生物多样性的行动纳入整个经济的关键部门。

·支持生物多样性行动的方式和手段，包括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为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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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

同时，我们听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承诺和许诺。“对自然的战争”、“对大自然的掠夺”、“人类是寄生虫”，或者是“灭绝的图书馆员”，“系统失灵的红色信号”、“大自然的恳求”、“发自内心的哭泣”、“世界末日的斜率”、“最后一个小时”、“即时存在的威胁”。世界领导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唤起的画面似乎表明，COVID-19大流行可能终于向领导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地球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必须采取行动。

究竟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尚不清楚。对未来设定目标没有凑效——十年前通过的到2020年实现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都没有实现。早前的目标失败了，新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否成功？至少在这方面，许多领导人似乎投入了自己的信念。这是自从《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在近三十年前的里约地球峰会上开放供签署以来，生物多样性首次成为联合国的中心议题。

《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姆雷玛：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福祉的基础，也是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答案。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将阻止我们实现这些目标。（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

在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一套20项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以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十年后，情况似乎没有多少改变。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发现，在自然为人类提供的18项重要贡献中，有14项已经丧失，包括调节授粉、气候和空气质量。IPBES主席Ana Maria Hernandez Salgar警告说，除非我们扭转这些生物多样性趋势，否则我们将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那些与饥饿、贫困、气候、水、卫生、城市和海洋有关的目标。联合国大会主席Bozkir警告说，世界经济论坛（WEF）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列为2020年人类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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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ES主席Ana Maria Hernandez Salgar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原因有两个：我们无法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也无法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

更糟糕的是，人类与自然扭曲的关系正是世界领导人无法亲自出席生物多样性峰会的原因。COVID-19被认为是作为人畜共患病的60％的传染病中的一种，源自于处在严重环境压力下的动物种群。Bozkir这番提醒的话语传递给了联合国会堂里保持社交距离而坐得很远的与会代表们，以及更多通过在线远程参会的代表。

整场生物多样性峰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将来需要什么。领导人们在感叹，保护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没有充分扩大；生态系统正在退化，需要恢复；生物多样性尚未被充分纳入主流；陆地和海洋没有得到可持续利用。许多发言者指出，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对许多发言者来讲，当前的危机加强了改革经济体系，以更好地考虑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经社理事会主席Munir Akram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将生物多样性与国民生产总值同等优先考虑的经济体系。”领导人至少同意生物多样性必须是一个共同的责任。他们还一致认为，大流行迫使人们改变的这一历史时刻，是一个“绿色重置”的机会。但同时也有领导人指出，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财政支持停滞了，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支付溢价。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每年需要3000-4000亿美元来保护自然，这比目前对农业、渔业和采矿业等破坏生物多样性部门的补贴要少。

峰会还讨论了资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其他方式，包括与私营部门合作，考虑到自然服务的实际成本，来纠正不正确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从破坏性的做法中分流资金。联合国副秘书长Amina Mohammed表示：“金融系统和GDP的计算需要将生物多样性纳入计算之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Inger Andersen说，“污染我们致富之路”的时代已经过去。

UNEP执行主任Inger Andersen：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这意味着要解决粮食系统和基础设施问题。（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

在这方面，一些人对一些举措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例如对与自然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小组（Task Force for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该小组成员表示，将于2021年发布的报告框架将引导资金的流向，以保护而非破坏大自然。

2020年最初被定位为生物多样性、2030年议程和气候变化的“超级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举行之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有望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制定雄心勃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动力。

（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

整场峰会中，大家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了一份愿望清单：明确、具体和可衡量的目标；问责制；确保执行；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支持；与2030年议程紧密联系，以及“全社会”的方法等。

为了避免我们现在面临的即时存在的生物多样性危机，领导人同意我们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正如他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和联合国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认识到的那样，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更系统、更具转型性的变革——彻底颠覆我们熟悉但错误的发展模式。在这场峰会上做出承诺的全球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阐明这一信息，并教育他们的公民。他们提出推动变革所需监管规定的能力只有在这样做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他们将需要立法，并且需要尽快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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