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专家约翰·斯坎伦（John Scanlon AO）庆祝《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成立50周年系列文章之第五篇，现编译如下，与读者分享。

图源：Paul Hilton/Earth Tree Images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包括通过受管制的、不受管制的和非法贸易和市场的互动，与人畜共染病的出现及传播之间的联系可谓众所周知。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此类文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也于2020年发布了相关报告，都是在讨论国际贸易高风险人畜共染病外溢所造成的风险。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那些新出现的可能导致大流行病或目前无法治愈的人畜共染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流行病研发蓝图中确定的病原体，例如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野生动物贸易制度的严重缺陷，但填补这些缺陷的努力缺乏紧迫感，而且《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有的规定。

CITES和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最严重的时候，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它的起源和应对措施上，CITES秘书处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关于人畜共染病的事项不在 CITES 的职责范围内”。令人惊讶的是，该声明没有提及CITES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WOAH)于201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鉴于其现有授权，CITES在预防人畜共染病方面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但秘书处的绝对声明显示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很可能将有关该主题的重要讨论排除在外。CITES未被纳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卫组织（WHO）关于推进“同一健康”方针(预防和应对大流行病所必需的方针)的四方谅解备忘录中，也不是正在进行的讨论的核心参与者。

对此，非政府部门迅速采取行动，提出了新的倡议，包括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降低风险和终结大流行病”倡议、“终结野生动植物犯罪全球倡议”、“从源头预防大流行病”倡议，以及非正式的“大流行病和动物福利联盟”，都提倡预防、并就如何预防提出切实可行的选项。

CITES对公共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影响

CITES对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进行监管，以确保其不损害该物种的生存，而无需考虑对公共健康或动物健康的影响。

CITES并未规定野生动植物在来源国的获取、处理或储存方式，以及在目的地国的处理、储存、销售或消费方式。圈养繁殖现在占动物贸易的近65%。《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不以公共健康为由对圈养繁殖进行评估。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可能构成人畜共染病的危险因素。

有些人把CITES中提到的“任何活体标本的制备和运输都应尽量减少受伤、损害健康或虐待的风险”作为一项要求。从上下文来看，它可能是指贸易中的动物健康；然而，缔约方可寻求对其作出更广泛的解释，以帮助解决野生动物贸易中可能出现大流行病的某些方面。然而，该文本仅限于“活的”标本，而不是已死亡的动物及其器官或衍生物，并且它没有涉及捕获、运输或销售前的存放、或列出物种的标准。

CITES和同一健康

在CITES第19届缔约方大会（CITES CoP19）上提出了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是关于“同一健康和CITES”的拟议草案，这表明CITES缔约方对这一主题感兴趣。全体会议也最终通过了一整套综合决策。

在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市场采用“同一健康”方针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受到欢迎。然而，鉴于CITES目前的授权，此类决定的影响有限。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缔约方在第15届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相关决定，表现出了更大的雄心，这也是颇受欢迎的。

尽管《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做出了有价值但不具约束力的决定，但这不足以应对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市场带来的风险规模，而目前的应对措施使我们不必要地暴露在未来的人畜共染病面前。

修订CITES以涵盖对公共健康和动物健康的风险

鉴于CITES完善的治理和许可程序，以及它对国家立法的影响，我们和终结野生动物犯罪全球倡议（EWC）最初的倾向是修订CITES。然而，这是CITES在近50年后扩大其关注范围的一大步，并没有得到缔约方和一些观察人士的支持，他们担心这些修正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修订提案。

另一种可行的前进方式

野生动植物贸易、市场和消费监管必须与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协调起来，以帮助避免下一次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大流行病。

其他选项甚至可能提供更大的范围，特别是世卫组织正在协商的大流行病文书。“终结野生动物犯罪全球倡议”就将预防以及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纳入文书范围的必要性提交了意见书和情况介绍。大流行病文书的零草案在第18条中特别提到了“野生动物贸易”，但没有提到市场交易。迄今为止，动物福利是缺失的。

这些谈判的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但目前的零草案虽然内容仍不充分，但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然而，目前世卫组织的路线中，野生动植物保护社区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如何应对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市场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的全球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了公共卫生组织。

展望未来50年

在加强全球努力以防止未来与野生动物有关的大流行病的谈判中，由于未能立即“迎难而上”，CITES失去了其发挥核心作用的地位。

尽管如此，全球将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对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市场中采取“同一健康”方针。野生动植物贸易所带来的风险将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

关于COVID-19大流行病的记忆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在此期间所作出的决策也可能会慢慢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通过结合新的大流行病工具、实施CBD和CITES下的决议、以及加大更新国家立法和政策的力度，来逐步做出改变，但速度不会如需要的那样快。

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将如何在全球和所有国家规范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市场带来的风险制度化，就意味着我们将继续不必要地暴露在未来可能新出现的人畜共染病的风险中，例如世卫组织确定的那些疾病。

本文作者：

Dan Ashe，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前局长，CITES第16届和第17届缔约方大会美国代表团团长。

Sharon L. Deem博士：美国圣路易斯动物园保护医学研究所主任，美国动物园兽医协会候任主席，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动物健康委员会前主席。

John Scanlon AO：大象保护倡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英国政府非法野生生物贸易（IWT）挑战基金主席，“终止野生动物犯罪全球倡议”主席，CITES前秘书长。

文/Sara 审/Samantha

原文参看：

https://sdg.iisd.org/commentary/guest-articles/cites-wildlife-and-pandemics-failure-to-grasp-the-ne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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