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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保护自然的哪些方面时，自然保护主义者主要依赖于定义物种脆弱性和复原力的生态标准。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扩大保护标准，将人的因素也包括在内。

ICTA-UAB的ICREA教授Victoria Reyes GarcíA在《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的一篇新文章认为，需要新的生物文化方法来引入连接人类和自然其他组成部分的方法，以实现自然管理。

维多利亚·雷耶斯·加西亚（Victoria Reyes García）表示：“仅仅关注生态标准并不能阻止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她解释说，“这也给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不公义。”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没有人类的纯生态方法有可能使现有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例如，虽然保护地球上30-50%的土地不被开采或开发的建议是合理的保护指标，但这些建议“面临反对”，理由是它们可能会增加保护行动的负面社会影响，并对生计直接依赖自然的人构成直接风险，”他们说。

该研究的合著者、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国家生态分析与综合中心（NCEAS）主任本·哈尔佩恩（Ben Halpern）指出：“保护旨在减少或消除人类对物种的影响，为这些物种提供恢复的喘息空间。 然而，如果采取这些行动限制了人们与定义其文化和价值观的物种接触的机会，那么保护将没有任何约束力，实际上会伤害这些文化和人们。”

为了帮助实施这一生物文化方法，研究团队编制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文化重要物种列表：385种野生物种，它们在支持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公认的作用，因为它们通常是宗教、精神和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并提供了共同的地点、目的和归属感。

物种列表是拟议框架和度量标准的一部分，即“生物文化状态”，该框架结合了关于自然不同组成部分的生物和文化保护状态的信息。

CONICET和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研究员桑德拉·迪亚兹（Sandra Díaz）表示：“我们意识到，基于物种脆弱程度的主流分类没有考虑到它们对人类的文化重要性。”她补充道：“如果不承认和保护当地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这些关系往往会维持一些原住民的生活，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保护的重要方面。”

迪亚兹指出：“当使用和重视一种动物或植物物种的人类文化消失时，关于该物种的一整套价值观和知识也会消失，即使该物种本身没有灭绝。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变得贫困。”

相反，根据作者的说法，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并将其纳入决策，可以使基于生态保护优先事项和文化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与当地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项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上重要的物种上，这可能会为采用生物文化方法的机制铺平道路，而迄今为止，这已被证明是困难的。

雷耶斯·加西亚（Reyes García）表示：“随着保护界越来越多地寻求将不同的世界观、知识和价值观纳入自然管理和恢复，这里提出的框架和指标提供了一种具体机制，将当地对哪些物种在文化上重要的观点与对这些物种的生物和文化地位的科学评估相结合。”

“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式来指导决策和实施全球行动，以加强基于地方的做法，如原住民的做法，这些做法长期以来支持了社会生态系统的保护。”社会将需要一份更完整的这些物种的保护状态清单，并最终向重视它们的文化提供更大的支持。

据合著者、苏黎世大学的Rodrigo Cámara Leret表示，这项研究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是，保护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当地文化至关重要的物种，突显了当地人与学术界，甚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巨大的沟通差距。

他说：“为了缩小这种沟通差距，促进更公平的保护，我们需要促进与当地社区的长期接触，以发展和保持真正的合作保护伙伴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学术机构重新调整其判断影响的方式，并呼吁捐助机构应对支持需要时间但在知识生成和促进生物文化保护方面非常有效的较长研究项目的挑战。”

原文参看：

https://phys.org/news/2023-01-nature-incorporate-human-approach.html

（本文代表原文作者观点，仅做研究参考。）

整理：Lucy   审核：Dai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