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名录》之外的物种及其栖息地缺失保护，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只是对收录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三有名录”及各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统称《名录》）的物种进行保护，其他《名录》之外的物种未受到国家法律应有的保护。比如在北京市南苑湿地公园，原来集中了40到50种鸟，但科学家说这里的草（植物）不濒危，实际上有的鸟吃这种草、有的鸟吃那种草，有的鸟吃这类虫子、有的鸟吃那类虫子。现在南苑湿地大规模开发建设，这些鸟类的食物没有了，我们阻止不了，因为科学家说这些植物都不在《名录》里，科学家定义《名录》就保护《名录》里的物种，结果几十种鸟其中也有濒危、珍稀的，在北京最后的唯一的栖息地没了，这些鸟只有死路一条。在北京的沙河，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做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地方也在修理整治。整治完了一样造成很多破坏，给我们的理由是沙河不在北京的栖息地名录里，我们这种《名录》管理，这个野保法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吗？

《名录》保护可以，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一定要加一句，《名录》以外的，应该保护的都得保护，不管是栖息地还是物种。光靠《名录》保护，几十年《名录》都不改，现在规定5年改，5年改也不够。比如我们起诉了售卖电蚯蚓设备的企业，蚯蚓也没在《名录》里，但是这是必须保护的。比如昆虫，德国连续几十年保护昆虫，大量昆虫是值得保护的，而这许多肯定不在我们科学家的《名录》里。

2.立法目的应调整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为首要目标

?应该把野保法的立法目的第一句话调一下，首先是为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然后是为了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第一句话放这个，保护野生动物放后面。《名录》保护，尤其后面要加一句，无论是否在《名录》里的，确实值得保护的，都得保护，不管是栖息地还是动物。因为这个变化太快了，我们如果是为了建设生态文明，为了保护人类的栖息地就该这么保护。要是为了保护那几个专家，过了几十年才想起来修订一个《名录》，那就错了。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目的是生态文明，是生物多样性，国际上早已有科学的认知了，不是《名录》的管理，是生物多样性是栖息地，这才是人类需要保护的，立法目的部分调整之后也不用大改，很多东西都是很好的，再做一些修订就行。

3.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困难重重，确需立法保障。

我想说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现在成了幌子，在河北有关法院我们起诉了林草局和医药公司卖穿山甲鳞片，明明是非法的，两级法院都没有支持我们。结果北京有个野保站的站长被抓，他承认了、招供了他就穿山甲帮人作假说鳞片是合法的。事实上，所有的中华穿山甲在中国现在要在医药级别上使用，全部都是非法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中华穿山甲。但是它有这个法这个账，有关部门就在那审批，我们起诉还没用，为什么？我们在河北起诉，说没有证据，但是都是政府部门，他们一协调就协调完了，结果我们没赢，解决不了事。这不是个别案例，在广西起诉也是这样，卖穿山甲明明白白犯法，抓起来肯定可以判很多年刑，他的前任已经被判了，但是在两级法院根本就赢不了。为什么？再比如我们去安徽，举报了养野鸭子的，说他这弄个非法的野鸭子在这儿卖，林草局去了，随便签个字走了，收了之后我们一转身缓几天再弄。县级林草局，他县级养鸭大户，很简单的搞定了，他手上有证（人工驯养繁殖证），但是野生动物，其实现在科学本身可以，我们要求做DNA检测，能查出哪些就是野生的，野鸭现在大量的就是把各地收的野鸭蛋拿着他们去孵化，这是一类，第二类是直接抓，再发给他们，他有证，直接卖非常成功！像林蛙我们也反对开发利用，本来是林子里的，但有人把它捕了育肥了、再卖，形成很大的产业链，利益也很大。但实际上，东北的林蛙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现在林蛙少，还用上药，很多保护区都还在打药，也是完全不应该。连印度都有规定，农药对野生动物，特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害。

时间关系，我就讲上面这些意见和建议，谢谢！

文/望月、yang 审/绿宣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