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分享。我主要想讲三点。第一点，对这样一本基于欧美语境或者西方语境来探讨绿色经济社会文化的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首先，这类左翼学者的、激进的生态经济学相关书籍得到出版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由于两年的疫情，中西文化交流在相当程度上陷于停滞。在此我想举个例子，我们连续两年的博士生国家公派访学的都无法出国，我们的许多记忆也还停留在两年之前。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这样一本新书，真的很有意义。这本书英文版的导言写于2021年9月份，这意味着这真的是非常新的一本书。我想，后疫情时代我们怎么进一步推动中外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想讲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为什么这个书重要。希望大家会关注到，我们国家对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翻译系列书籍的出版，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最深的就只有三套，最早的一套就是90年代中后期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绿色经典系列；第二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绿色前沿系列。现在吉林出版社正在出一个扩大后的新版，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第三个系列，是我个人参与的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环境政治学系列，共出版了三批12本。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非常希望中译出版社，或者中国出版集团，能来促成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第二层意思，从刚才几位领导发言当中，我能够听出来，如果我们出版集团有更大的想法，能够往智库方向发展，做一种智库型研究，那么不管是从“双碳”意义上，还是未来发展模式意义上，这本书以及其他准备出版的书都可能构成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这么大的出版集团，不仅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出版企业，而且可以率先往智库建设方向发展，这可能会反过来促进和引导主业意义上的发展。

第二点，想给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来看《后增长理论》和作者的这两本书。我们国内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去增长”，实际上对我们而言，“去增长”和“后增长”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没有增长的增长”，大概都是一个类型。严格来说，“后增长”这个概念或者“去增长”这个概念主要出现和流行于南欧国家，即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主的国家。

我想介绍的是：怎样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大的学科视域下来看待这个理论。首先，我们要理解目前我们所掌握或者说拥有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或者换个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绿色理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谱系和架构？

在这里我举三个分类的例子，第一个是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这个书作为一本学术书籍出版了五个版本，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从激进和温和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划分为激进的理论，即生态主义，和温和的理论，即环境主义。所有理论如果从激进、温和或者保守的意义来讲，无非分成这两大类，要么是激进主义理论，要么是温和主义理论，或者说激进的我们称之为生态主义，温和的称之为环境主义。

第二个分类是一个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他在著作《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中提出了四个类别的划分，第一个类别叫生存主义，也就是立足于存在还是生存，这主要是罗马俱乐部几位学者提出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大致意思是，地球已经面临生死关口，要么生存要么死亡，生存主义理论的结果就是地球俱乐部话语的出现。第二个是问题解决理论，也就是怎么样解决问题，我们消灭不了环境问题，但是我们要考虑怎么解决环境问题，这是环境公共管理和环境经济学的范畴。第三个流派叫做可持续性话语，是指所有围绕可持续性或者可持续发展而衍生出来的流派。第四个流派是激进话语，主要指左翼化，是最激进的，生态经济学和左翼理论都属于这个流派，像罗马俱乐部里最激进的那一类也可以归为第四个流派。这就是约翰·德赖泽克对环境人文社科理论或者绿色话语的四类划分。

第三个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宣传的一种分类。为了国内方便，我们比较简单地把它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深绿理论，其主要从生态学、生态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衍生而来，凡是以生命、生态、生物中心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不仅从政治意义上还从经济意义上追求生态公社未来前景，都属于这个理论。第二类是被称为红绿理论，凡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传统或作为根源衍生出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工联运动等等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红绿的理论，其更多考虑社会结构性变革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有第三个大的类别我们称之为浅绿，就是在现行政治民主框架和现行的市场经济框架下，来讨论怎么样抑制环境问题的加剧，渐进地解决环境问题，这都属于浅绿色理论。浅绿理论是以欧美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作为前提的，所以我们称其为生态资本主义理论或绿色资本主义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理论都无外乎是这三种理论中的一种，要么深绿，要么红绿，要么浅绿，有这三绿划分基本够了。

通过对这三种分类方法的解释，我们大概可以界定“后增长”或者“去增长”是什么理论。它从激进和温和这个意义讲，属于激进理论；从德赖泽克的分类来讲，大概属于可持续性话语和激进话语相结合的类型；如果从深绿、红绿、浅绿的意义来讲，更接近于深绿理论。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怎么样从中国的“双碳”目标，或者说在接下来近40年的时间里怎么样看待我们国家的环境人文社科理论的研究。我提出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多的理论资源。在我们对“去增长”或者说“后增长”理论做了这样一个合理界定之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主要可以分为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红绿的绿色变革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政策话语，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总的来说还是红绿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总的框架之下展开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政治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这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版本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生态文明思想，我们需要探讨怎样从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实践的建设性互动当中解释整个进程。

第二个观点，“双碳”目标及其实践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表征或检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思考，怎么样能够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怎么样在“双碳”目标的实现过程当中构建一种新的经济、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这是一个最需要讨论的非常全面的问题，不光是怎样减碳的问题，也不光是能源转型的问题。北京大学刚刚成立了碳中和与生态文明研究院，我们专门把生态文明放到碳中和后边，意思就是追求这样一种综合性的理解。

此外，我也非常同意刚才几位老师的讲法，现在我们缺的可能不是理论和技术，单纯的理论我们有很多，技术我们也不缺，比如现在煤炭清洁的技术可以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但是我们没有相应的制度政策，没有更广义上一系列的支撑条件作为基础，所以没有办法去真正应用这样的技术。所以，一种新的制度和相应的政策的设计，以及促进这种技术更好运用的设计，我觉得可能是更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今天讨论的主题，需要更加丰富多元的绿色变革文化资源。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好好深入解释生态主义思想，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同时继续保持和推进与欧美国家等其他国家关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对话。因此，“后增长”相关图书的出版，包括将来“去增长”理论相关书籍的出版，乃至其他各种理论的系列出版，我觉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需要多看、多研究、多讨论、多宣传，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多出版，毕竟外文的阅读对大众来说可能仍然是一个障碍。

我就简单说到这儿，谢谢各位！

◆蒂姆·杰克逊：《后增长》是系统变革的宣言 |  “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新模式”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