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0日，在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会议上，人民网发布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达1.18万处，占国土面积18%以上。其中国家公园体制试点1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44处，世界自然遗产13项，自然和文化双遗产4项，世界地质公园37处，国家地质公园212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71处，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建议推广中华保护地理念？

1.国家、地区自然保护区是垂直保护模式，且模块化、破碎化，对迁徙性动物保护力有未逮。

例如，鸟类中的大熊猫—大鸨，东方亚种现存约800只，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极度濒危鸟类。这种鸟类每年冬季，就会从遥远的内蒙地区迁徙到黄河中下游湿地，在这块土地上越冬。大鸨并不知道保护区边界在何处，面对不法分子盗猎投毒威胁，国家的保护区体系需要民间力量及时补位，联合巡护，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执法和保护工作。目前，我会在大鸨迁徙沿线的停落点，河南长垣、封丘、辽宁锦州、内蒙古呼伦贝尔和图牧吉保护区、天津蓟州建立6个中华大鸨保护地，守护迁徙廊道。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鸟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境内有三条全球候鸟迁徙路线（全球八条），对迁徙物种，特别是鸟类物种保护，亟待加强。

2.国家、地区自然保护区需要长期、大量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在资金投入方面严重缺乏，部分保护区不得不“自养”。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对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做了相应的研究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王晓霞提到，2014年，我国各级政府投入自然保护区的资金量已经达到60.14亿元。即使如此，与东北林业大学王群提到的发达国家自然保护区每年投入平均约为2058美元/平方公里、发展中国家157美元/平方公里相比，中国仅52.7美元/平方公里，相差甚远。

3.地方性自然保护区地域偏僻，工作环境恶劣，工作难度大。

我国政府办公区多位于人口聚集区，而保护区多在人员罕至的偏远地区，仅靠体制人员，难以开展保护工作。

4.靠近人口聚集地的自然保护区，易发生资源抢夺。

因动物无边界意识，因食物、水源的缺少，野生动物常常至村落取食，长期如此，会引发更频繁的资源争夺。

“中华保护地”体系（CCAfa）是一种横向、动态及时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是对现有保护区体系的补充。核心特点是以特定物种为核心的社区人民保护体系。

1.“中华保护地”保护范围不受保护区勘界、审定的约束，可根据物种的迁移路线、物种栖息地的变化而随之改变。

2.“中华保护地”管理体系是由我会支持，与有关部门、民间志愿者、一线NGO等，分地区、分类别按需建立。自主成立，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其次“中华保护地”志愿者体系是对当地林业部门和森林公安人力资源的巨大补充。例：“中华大鸨保护地·长垣”。

3.“中华保护地”运行资金主要来自公益筹款和项目资助，为保护区在资金来源上提供新途径。且“中华保护地”全部资金公开化、透明化，在阳光下工作，能够保证用好每一份爱心资金。

4.“中华保护地”创新社区野保模式。通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进行保护，普适性更强，也能让民众参与其中，拉近自然保护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是一种保护性和普及宣传性共有的生态保护方式。例如：“中华保护地”的首个海外保护地—奥肯耶狮子社区保护地。

“中华保护地”在探索民间自然保护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截止2018年12月，绿会在全国20多个省份建立“中华保护地”104个，涉及穿山甲、大鸨、斑海豹、黑鹳、白鹤、海水江豚、野大豆等几十个物种保护，筹集社会资金上百万，志愿者数千人，在国际国内享有声誉。为使这种模式得到推广，我们建议：

图片：来源绿会

整理/Talina 审/飞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