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不能摇狗！

作者：John E. Scanlon, 非洲公园特使，2019年2月8日发布

生物多样性目标能否提上发展日程？

这将是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第三次好运吗?

随着正迈进一个新的千年，一个大胆的生物多样性目标于2010年确立：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到2010年实现大幅降低损失率。[i]此目标还未达到。

20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促成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ii]以及一套新的并且更加广泛的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除少数特例外[iii]，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

现在，随着我们即将迎来2020年，作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一部分，正在为2030年的一系列生物多样性新目标建立动力。

我们需要考虑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吗？

这将会是第三次幸运，还是我们得另辟蹊径？ 

有些事情显然不太对劲

过去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报告，接下来《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还会推出更多报告。 最近引起我注意的一份报告，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8》，该报告虽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的40年里，地球平均失去了60%的野生动物（脊椎动物）种群。该报告附有一张图表，大体上反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第14次缔约方大会上展示的一张图表，信息量很大。

《地球生命力报告》的图表显示：尽管1992年成立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该公约后来又制定了2010年和2020年目标，还有1992年也建立了全球环境基金（GEF），但所有这些，都未能改变过去40年来全球野生动物数量持续急剧下降的情况。

自2010年或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确立以来，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从未中断

若说全世界生物多样性处于如此危机重重，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认真地去质疑关于扭转这些毁灭性趋势的方法吗？

似曾相识的感觉

《生物多样性公约》汇集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官员、从业者和政治家们。它是一个重要的论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内向型”(inward-looking)的，政策和过程是以其本质为导向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代表了一个自愿性质的联盟。他们意识到，必须超越生物多样性这个圈子的局限，这种愿望近年来在它召开的多次缔约方大会上得到了体现（尤其是2016年在墨西哥坎昆举办的CBD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上），表现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提出。但是，这些努力尚未抓到主流兴趣，也没有实现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预期影响。

将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努力，尚未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预期影响

从2007年至2018年，我先后任职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我很清楚地记得，2010年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CBD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以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人们对该公约的兴趣和努力程度越来越高。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支持下，日本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的举办方，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外交努力，努力与高层政治家、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多个机构与公约、工业和发展伙伴以及许多名人接触。 

2010年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年”。2010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一次生物多样性问题高级别会议，2011年3月，应CBD COP10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宣布2011-2020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十年。 

2010年的CBD COP10还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缔约方大会，然而《地球生命力报告》和其他报告都指出，它还没取得落地成果。 

尽管生物多样性在大规模丧失，但我们仍坚持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设定目标。不由得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观察到2020年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下一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筹备工作，届时将通过新的203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

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不是设定目标，而是实现目标

设定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历史无疑向我们表明，单单是那些目标，无论有多么雄心勃勃，都不会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且还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成就感。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不是设定目标，而是实现目标。 

尾巴不摇狗——链接发展，才是成功关键

国际上的主要规则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获一致通过。SDGs没有遵循与它们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相同的谈判路径，也没有采用相同的方法。

SDGs是所有国家的包容性议程，这些国家充分接受“”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SDGs中包含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某些方面，代表着一个可以推动生物多样性议程的黄金机会，而这个机会是之前《生物多样性公约》各缔约方在2010年开会时还不可企及的。

SDGs为推动生物多样性议程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这种方式在2010年是始料未及的

SDGs得到了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并在各级调动了跨机构的支持，并同时也获得许多私营部门的关注和支持。

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机会，都与“发展”（development）有关。别拽着尾巴摇狗，生物多样性议程目前不太可能推动发展议程。

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机会，都与“发展”有关

2018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4）的决定，确实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们通过引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以及生物多样性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贡献并与之保持一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接受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实现转型变革，但这可能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实包括气候行动、陆地生物与和水下生物，以及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有着巨大的机遇。据悉，从现在到2030年，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提供了37%的所需要的具有成本效益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这一机会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国际承诺或进程中，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生物多样性的良好出路。

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不会自动转化为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出路。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的同步实现至关重要。

在我的旅行中，我看到许多地方都喜欢种植桉树，它们用途广泛，包括稳定土壤，这些长得快的非本地物种还能缓解气候变化。这些措施可能会有利于捕集二氧化碳，但对生物多样性没有好处，还很可能变成外来入侵者。

要确保“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能够保护和恢复野生环境、并种植本土物种，以便我们在实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上能“兼而得之”，这一点必须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还有什么比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更好的地方，能让它们聚集在一起？在SDGs那里两者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来说，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并不是像2010年那样去谋求制定一套全新的独立目标。自2010年后，世界面貌已变得大有不同。

自2010年通过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以来，世界面貌已发生显著变化

如今，《生物多样性公约》最好的前进方向，是采用一套与SDGs相一致的措施和目标。各国如何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利益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至2030年的首要目标。

该把长期注意力放在荒野地带了

今天我们可以展示出，怎样通过管理良好的保护地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通过给当地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为远离首都的农村社区的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当地人民良好的健康、福祉和优质教育，创造和平与稳定，以及保护干净的水源来缓解贫困，减轻气候变化。

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有一系列复杂的全球公约、倡议和融资。在最高的政策层面，SDGs现在提供了一种秩序感，指明了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和前进方向。

通过关注保护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履行多项全球公约下的国际承诺，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荒漠化、迁徙物种、濒危物种贸易、重要的国际湿地和世界遗产地，能够以一种务实和可衡量的方式来协同落实。

现在，我们有证据表明，管理良好的保护地如何与国家和地方发展、和平与稳定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代表非洲政府管理的公园中，如卢旺达的Akagera国家公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Garamba 和 Virunga公园、莫桑比克的Gorongosa公园、马拉维的Majeti公园和乍得的Zakouma公园。以及一些社区保护机构，如肯尼亚北部沿海的Northern Rangelands Trust。

今天的公园管理者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参观了由非洲公园管理的公园，公园经理们对当地人、工作和企业的关注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者，每天都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

在卢旺达的阿卡杰拉，我和公园经理及工作人员一起参观了公园支持的新社区教育设施和当地蜂蜜生产企业。我注意到一些鸡。经理告诉我，他们每天从首都基加利进口1300个鸡蛋，供公园工作人员和游客食用。他们想在当地买，但当地人只养了几只鸡。结果，通过社区中心，公园工作人员与当地居民合作养鸡，每周向公园供应1300个鸡蛋，造福当地居民，并提供较低的碳足迹。现在大约有一半的鸡蛋是本地供应的，目标是今年达到100%。

资金必须长期集中在这些地方

全球环境基金（GEF）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公约和问题的财政机制。它每四年都有一个预算周期，目前为41亿美元。对于生物多样性，在四年内共有13亿美元可供使用，分配给近150个国家。[vii] 全球环境基金能用的资源分配下去很小，项目周期有限，而且还是一个层次繁多的官僚机构。

GEF可通过进一步调整对保护地的财务资助，来帮助拯救我们最后剩下的荒野地带

GEF没有财政和政治影响力，难以改变经济运行方式，也很难对保护“行星边界”产生深远影响。[译者注*]然而，它可以通过进一步调整对保护地的融资和共同融资，来帮助拯救我们最后剩下的荒野之地。

不仅仅要通过GEF的资助机制，而且所有类型的生物多样性资助，都应该更加关注荒地。非洲公园已经加入了法兰克福动物学协会的倡议，鼓励所有捐助者在长期内投资保护地，它们被称为“遗产景观”。 

为什么？因为通过对这些野生环境作出长期承诺和投资，可以协调解决多个问题，并以一种能够随时监控现场成果的方式，无论是在入侵物种、栖息地被破坏、基础设施、污染还是非法贸易的偷猎，以及当地工作、教育、卫生保健和人与野生动物的安全方面。

管理良好的保护地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之外的裨益，那么支持它们的资金来源也要超越生物多样性

虽然为保护地融资很重要，但它是有限的。由于管理良好的保护地所带来的好处超越了生物多样性，因此必须有资金来源来支持它们，认识到这与缓解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的直接联系。 

管理良好的公园为野生动物旅游业、当地企业、碳封存、安全、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产生公共和私人投资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警铃可能会变成背景噪音

我有生以来，曾听到过许多关于生物多样性即将消亡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可能是真的，但这一消亡不会因为在会议大厅通过必要的各种决议而停止，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发现手指在警铃上停留太久，结果它会变成背景噪音。 

按下警钟的手指若停留太久，

警钟可能会变成背景噪音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行动比言语更为响亮”的阶段，通过务实的发展视角，我们共同拯救生物多样性努力，将通过看到并寻求自然保护来实现，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这个机会。

接下来呢？

《生物多样性公约》说，为了拯救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变革。

坦率地说，尽管我们希望这样做，但这种变化不太可能来自于生物多样性大会产生的一系列独立的生物多样性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围绕生物多样性还是自然而制定的[viii]。 

我们必须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议程，使其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如果我们要取得胜利，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议程，重新定位生物多样性在发展空间中的地位。到2030年，我们对转型变革的最大希望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发展议程，使其与实现普遍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生物多样性界，你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一信念的飞跃，以确保“自然与人类新政”为大自然争取一笔新交易，还是像往常一样继续经营？

John E. Scanlon AM, 非洲公园特使，2019年2月

本文所论述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文观点

【作者尾注】

[i]千年发展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目标7.b：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到2010年，使损失率显著降低。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上，缔约方承诺到2010年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大幅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现状，为减少贫困和造福地球上所有生命作出贡献。

[ii]2050年生物多样性展望作为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被采纳。本战略计划的愿景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恢复和明智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维持一个健康的星球，为所有人提供必不可少的利益。”

[iii]目标11的数字方面，即到2020年，至少17%的内陆水以，10%可以通过保护区得到保护。这是定量的，而不是定性的。事实上，大多数保护区仍然是“纸上公园”，缺乏有效的管理。一个未经管理的公园，连同它的发展潜力和它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将丢失。《欧盟生物多样性生命报告》指出，非洲85个主要景观和300个主要保护区至关重要。其中，只有60个极为重要的遗址得到了相对良好的管理和资助，而其中240个遗址面临着生存的威胁。

[iv]尤其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失败之后。 

[v]一个变化似乎是，经过25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摆脱了“生物多样性”这个词，2030年的运动正在推动一项“新的自然协议”，使我们回到1982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的语言。 

[vi]见2018年9月致联合国秘书长的被遗忘的解决方案联盟信。

[vii]2018-2022年全球环境基金7星级国家初步拨款。

[viii]见尾注v.照片：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和莫桑比克三个由非洲公园管理的公园的护林员。非洲公园在9个非洲国家的15个公园雇佣了1000多名当地护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