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罗马俱乐部中国委员会（The Club of Rome China Chapter）创会成员Chandran Nair先生，致信绿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分享一篇他最新撰写的文章，从最近的孟晚舟事件看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凌霸，从一位国际人士的角度，探究事件背后的原因。Nair先生专门询问周博士对此文的看法。
来源：网络
最近，很多人已从媒体看到，不少西方的有识之士纷纷撰文，发表对孟晚舟事件的相关见解。Nair先生的文章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题目为《为何亚洲应担心美国对中国的欺凌》（Why Asia Should Be Worried By America’s Bullying of China）。
全文发表在《外交官》（The Diplomat）杂志，详细阅读请点击：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2/why-asia-should-be-worried-by-americas-bullying-of-china/
2018年10月，意大利罗马，Nair先生（左二）与周博士、Jorgen Randers教授夫妇在罗马俱乐部年度大会暨50周年庆典期间 （来源：绿会）
研讨全球问题的国际智库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宗旨是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整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其组建持续委员会，曾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是世界上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Nair先生在罗马俱乐部年度大会暨50周年庆典上做主旨演讲 （来源：绿会）
2018年夏，罗马俱乐部中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Jorgen Randers教授任主席，周博士任秘书长。2018年10月，周博士获高票当选为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周博士引领绿会，积极与智库同仁合作，建立全球意识，和国际同仁一道，致力于就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思路方式方法，广泛与智库沟通互动。Chandran Nair先生是总部位于香港的全球明日研究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也是《可持续发展国家：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未来》之作者。
现将Nair先生这篇文字以中文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为何亚洲应担心美国对中国的欺凌
（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可能会是下一个。）
作者：Chandran Nair
试想一下，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下，一名美国企业的高管突然被拘留在海外，中国政府指责他（她）侵犯了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和西方媒体势必会勃然大怒，并且强烈抨击中国。
然而，当上星期加拿大代表美国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拘留时，有关逮捕的合法性或其背后存在政治动机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域外行为的权利是不对称的：只有美国才被允许“合法地”使用这种权利。任何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试图从高盛（Goldman Sachs）收回与一马发展公司（1MDB）相关的资金，也不敢以这种方式行事。如果其他厌倦了美国司法欺凌的国家——并且有很多——来开始通过拘留美国人和其西方盟友的公民进行报复，事情也许会很快变得非常混乱。
但是孟晚舟的被捕导致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尽管有反对的声音，美国还是选择采取这一行动来加剧紧张局势，为什么？
一些人将孟晚舟的被捕与中国和美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紧张联系起来。华为已经被西方政客指责为中国政府的前线，并且被拒绝进入西方市场。鉴于技术是西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人们将这种压力视为战略经济杠杆。
但这忽略了对中国担忧的更根本原因，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贸易和经济。有关中国技术和监管的文章，例如其“社会信用体系”，担心技术反措施，尽管在西方国家（以及他们自己的科技公司）也进行了类似的监管。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大学生的活动表示担忧，而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国内政治中辩论“外国影响力”：对中国的提及相当糟糕。
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是，谷歌（Google）取消了以一个谷歌搜索（Google search）的中文兼容版本重新进入中国。这引起了西方媒体和谷歌自己员工的争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该公司自己的错，因为近十年前，其大声宣布从中国退出。但谷歌在较小国家做出的类似让步并没有引发这样的争议，只有在中国。有趣的是，谷歌的中文版实际上对中国人可能会很有价值，但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的担忧意味着这一好处可能会被剥夺。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现任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通常的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部分，或者说它们只是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如何继续变化的表现。
但怀疑的来源更深刻，往往没有被提及。长期以来，“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一般的“西方例外论”）一直是建立在美国或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优越的观念基础上的。也许人们也可以从这些信仰中看到种族至上主义的暗示。毕竟，这些都是在殖民时代渗透的同样的情绪，被用来解释或为可耻的过度殖民主义辩护。
显然，美国和欧洲都没有为另一个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成功的前景做好心理准备，更不用说超越西方了。中国尤其如此：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落后，但现在在遵循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同时取得成功的国家。两个世纪以来，一个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非西方国家首次挑战西方，这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当一个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表现良好时，“美国例外论”就受到了威胁。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企业开始收购代表美国文化的公司时，引发了反日的情绪。这种担忧反映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最能体现在被日本公司主导的对美国未来的任何描述中。但这种情绪远没有达到我们今天在中国问题上所见到的水平。即使是最自由的西方媒体也发现，几乎不可能以平衡的方式描绘中国，发现很难用西方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框架来消除他们固有的安慰，并且还要面对他们自身的偏见。
推而广之，美国和西方不能接受中国自身的成功，这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是美国两党支持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恐惧是真实的。他们不能仅仅接受中国的成功并未说明西方国家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相反，中国的模式必须被证明是错误的，忽视了中国在扶贫、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以及对其它问题的关注。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国际社会中找到合法地位的大国来讲，这具有艰难的教训和警告的意味。人们认为，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尼日利亚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不会像中国那样具有破坏性，或许是因为相信他们会“平衡”中国，也不会威胁破坏国际秩序。但这也暴露了西方不惜一切代价反对中国的必要性。其他国家需要意识到，如果他们开始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他们可能成为下一个。崛起的印度可能是下一个。
如果美中关系紧张的根源不仅仅是来自地缘政治或经济学，那么这些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可能并不像他们自己希望的那样顺利。这将是由于西方、美国领导的反对“其他国家的崛起”，这是世界在两个多世纪以来没有见过的事情。正是这一点，很好地定义和塑造了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否认这种情绪的存在，并推动外交政策，那么世界将被那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西方秩序的人控制。
9·11袭击之后，许多美国人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也许有人会想中国人是否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他们可能会不喜欢。
文/牛静美、卢蕾 审/Maggie 编/Ang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