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联合国环境署和巴塞尔、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国际化学品三公约，BRS）秘书处联合筹办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加强生物多样性与化学品和废物集群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用的机会”边会于5月1日举行。

 联合国环境署副执行主任、中国绿发会志愿者伊丽莎白·穆雷玛 （Elizabeth Mrema）女士重申了在巴塞尔、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开幕式致辞中提及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行动目标7“到2030年总体上将有关使用农药和剧毒化学品的风险减少至少一半，以科学为根据，考虑到粮食安全和生计；又防止、减少和努力消除塑料污染”这一迫切且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并由《寂静的春天》这一同时提及生物多样性和有毒化学品使用的环境著作拉开了边会的序幕。

污染作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主要因素需要得到更多关注以弥补当前对这两个议题的认知缺失。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多个行动目标强调了污染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

来自卢旺达的Rachel Tushabe女士和来自芬兰的Hinni Papponen女士分别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视角分享了在国家层级结合化学品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的尝试。

拥有三十五年可持续发展经验的巴塞尔、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公约副执行秘书Carlos Martin-Novella先生认为尽管自《寂静的春天》问世以来，这两个环境议题已经讨论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仍然停留在相对浅显的层面。在化学品污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基础上，需要建立科学小组强化科学评估。

湿地公约秘书长Musonda Mumba女士认为人类与生存空间的每日互动都在无意识制造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污染。之后两周的多边合作是一个关于生存与毁灭的讨论，不仅关于生物多样性，也关于会场里的每一个人。她同时强调了不同环境问题之间的交叉性，气候变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催化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秘书长Monika Stankiewicz以汞污染为例，指出河流海洋系统已经成为危险化学品的积蓄池（sink），以及跨行政区跨污染物管理的挑战。Stankiewicz表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污染物管控需要以正向的方式衡量进展以激励各相关方进一步参与。

巴塞尔、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公约执行秘书长Rolph Payet认为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行动目标促进了巴塞尔、鹿特丹、斯德哥尔摩公约可以更进一步与外部多边协定协同从而发挥正面环境影响。在Payet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展望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及加强生物多样性与化学品和废物集群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用的机会”边会落下帷幕，但是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污染物的管理合作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图、文/Kejing  审核/Victoria  编辑/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