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分为四部分：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新趋势概览；全球典型大型海洋保护区介绍；大型海洋保护区的选划；以及研究结论与建议。报告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刘玮汇报，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朝晖、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曹玲副教授、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政策经理朱争光进行点评。

在报告中，区域的系统性保护规划模型和程序被建议运用于设计大型海洋保护区。系统性保护规划指通过多种统计和分析方法，将不同的学科综合，这有助于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的长期定位和管理，并为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

系统性保护规划方法大致可以分为11个阶段，不同的超大型海洋保护区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信息反馈，在设计和管理的过程中做出决策上的调整，某些步骤可能还需重复进行。

刘玮指出：任何一个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的设计规划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很多时候需要在没有获取到全部必要的信息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所以在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的设计阶段，事无巨细地广泛规划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仍然可能会产生与最初的预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需要在设计和管理团队能够竭尽所能的深思熟虑，有策略的将现有的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需求。

图源：嘉宾刘玮会议PPT

经验证明，对于保护区来说，栖息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抓手，一个包含了全部栖息地类型的保护地系统，可以为大多数的物种提供一个避难所。首先如果我们要建立的超大型海洋保护区，能够包含所有典型的与生态相关的栖息地类型，它最有可能包括了所有的生物种类、生命周期以及生态联系。

其次，保护区是一种跨部门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需要多个组织和机构的协商协调与合作，而现有的许多国际组织基于国际海洋公约和国际协议的授权，获得了管理海洋生态环境的部分职能。

实践中也有一些国际组织针对特定的海域，以及特定海域内的人类活动提出了几种划区管理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可以作为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海洋栖息地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国际海事组织的特别敏感海域、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特别环境关注区、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区域、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生物和生态学重要意义的海洋区域等。在进行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的设计和选划时，可以支持将上述国际组织的划区管理工具整合在生态上协调一致的区域中，来共同管理超大型海洋保护区。

针对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与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结合的可能性，报告指出：与国际组织的划区管理工具相比，海洋保护区具有区域性、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但是国际组织的划区管理工具在形式上也是和海洋保护区理念相契合的，他们的划区标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出的标准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划区管理工具本身也可以被认为是不同的国际组织根据国际公约的授权，在其职能范围内推出的海洋保护区产品。

海洋保护区作为跨部门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虽然更符合海洋治理的要求，但是其法律规范和实践上在形成和发展中，法律效率是比较低的，而国际组织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法律规范相对完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除了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特别环境关注区需要进一步审视以外，特别敏感海域、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区域、生物和生态学重要意义的海洋区域，均可以在进行超大型海洋保护区选化工作的时候，因地制宜的和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相结合，取长补短。

从实践来看，结合不同的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在已经建立的超大型海洋保护区中也不乏有相关的例子，比如大堡礁海洋公园和帕帕哈瑙莫夸基亚国家海洋公园，就结合了海洋保护区域特别敏感海域，借助相应国际组织的力量，实现超大型海洋保护区综合全面的保护与管理目标。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在会上提出：保护区划定的条件目标不在于完整，而应该是生态的关键、重要，或受到威胁。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朝晖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说：大概2000年以后，全球的海洋保护区的发展实际上是朝着两个方向在发展的。一个是对于特定的生态系统，我们更多的关注在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包括生态过程的完整、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以及功能的完整。这三方面比较小面积的保护区是不太适合的，这实际上就是引领了海洋保护地向大型化去发展，这是保护地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趋势。

另一个就是对一些受关注度比较高的濒危物种的保护，因为它洄游的距离比较长，比如鲸鱼也好，海龟也好，可能洄游上千公里，对于这种物种的保护，通常是通过它停留的一些关键区域，建设一些小的保护区，把这些保护区串联起来。它就跟我们高速公路的设计一样，你每走60公里大概就有一个休息区，有个加油站，类似于这种思路，实际上做的是一种保护区的网络化工作，通过一个特定物种的洄游也好，食物链也好，通过它的生命是周期也好，把一些关键的区域通过保护区串联起来，通过这种生态的连通性把它关联起来。

近20年的2个保护区发展方向：对于特定生态系统保护其完整性，结果、过程、功能完整，小面积保护区不太适合，所以要大型化发展；对洄游濒危物种，关键停留区域建设小型保护区并串联的思路，通过生态连通性将保护区网络化。

而系统性保护规划方法其实是一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基于保护目标的计算的优化方法。对大型海洋保护区而言，实际上无论是观测还是研究，都不是特别充足。因为大型保护区要真正的开展贯彻和研究，投入的人员也好，设备也好，经费也好，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现在的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一些模型的分析和预测。

目前中国正在开展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标实际上是想建成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实际情况和特色，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创新和实践。当然淮海公园建设也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也希望能够在后期我们海洋保护区的发展能够跟得上整个中国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脚步。希望报告的出台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起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更多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意义，谢谢。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曹玲副教授主要针对大型海洋保护区以及超大型海洋保护在定义上的区别；大型海洋保护区和保护区网络化该如何协同；国际公约与大型保护区的交叉领域的内容，以及各国际组织的关注点和不同的侧重点；保护区在碳中和目标下的角色等方面做了点评。

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政策经理朱争光先生表示，大型海洋保护区需要跨部门和组织的开放合作，他希望利用海洋保护区工具开展海洋及其生态保护，并使该工具落到实处。对于海洋保护区面临的困境，应该纳入各方专家、包括生态环境专家、海洋资源专家、法律专家、区域性渔业组织专家等、共同给出解决方案，并增进国际交流。

（本文根据会议参会笔记整理。未经讲话人核实。仅供参考。）

文/Sara 审/绿茵 编/angel

【拓展阅读】

周晋峰：超大型海洋保护区应该如何划定？|周道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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