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罗马俱乐部

我们的星球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然灾害的范围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物种和植物灭绝到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经济发展本应使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摆脱贫困，但却导致了人为压力的增加。根据全球足迹网络，人类使用的生态资源相当于1.75个地球。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减少我们地球上的总体足迹。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时甚至几十年里，人们写了太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可持续金融、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影响投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或欧洲绿色新政等主题的文章。

所有这些术语和措施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活动和全球发展在本质上需要更加全面，以便保护自然资源并注意社会（包括健康）方面的考虑——超越对经济繁荣的单一关注。其中一些术语关注宏观经济因素，另一些则关注微观经济因素（包括金融和会计）。有一些视角从大局（例如，在国家或超国家层面）转变为更微观的考虑（例如，在组织层面），以激励交易和行动，除了利润之外，还考虑到人类和地球。

让我们来看看企业社会责任：正如HEC的高管概况中所指出的，经济学家霍华德·鲍文（Howard R. Bowen）和威廉·弗雷德里克（William C. Frederick）分别研究了50年代和60年代公司及其领导层的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几乎花了50年时间才成为主流：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的数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率上升也花了一段时间：在世纪之交，全球收入最高的25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0年左右上升到90%。

布伦特兰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WCED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报告普及了可持续发展一词。在此之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经济增长（包括其极限）等主题的出版物。《布伦特兰报告》认为，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环境维护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从而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环境、经济和社会，这后来被称为三重底线。此外，报告还强调了子孙后代的权利。

类似的，不同的历史事件为现在所谓的影响力投资奠定了基础。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发布，有63个签署国和6.5万亿美元的资产。影响力投资者关注的是在优化投资回报的同时推进环境或社会因素。

2015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各种联合国宣言和峰会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遵循普遍公认的原则铺平了道路，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改善教育以及人类和地球健康，减少不平等，刺激经济增长。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所有这些纳入监管框架的措施都是实现我们这个星球更加公平、社会和环境公正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

2015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和斯德哥尔摩恢复力中心发布了一个包含24项指标的仪表盘，描述了过去两个世纪人类活动的急剧加速及其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国内总产值、外国直接投资、能源消耗和电信所表明的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变化反映在地球自然系统的变化中：气候（温室气体水平、全球温度）、海洋酸化、陆地生物圈退化和鱼类捕捞。

作为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一员，我自己已经参与了15年多，我可以肯定地说，肯定有足够的讨论和一些行动——但这可能不是正确的行动。

如果把事情交给技术官僚、政治家或经济学家来决定，就会出现一个难题：焦点可能是短期的，因为激励措施往往同样是短期导向的。股市给上市公司带来了提高季度利润的压力，这往往是以长期研发支出为代价的。风险资本投资者要求企业家成倍增长，这就需要商业模式把利润放在影响导向的考虑之前。所谓的耐心资本并不常见。平均任期为4年的政治家可能会因为长期导向的决策（如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而受到惩罚，如果这些决策产生了负面的短期影响（如能源价格上涨）。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可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特别是如果他们想再次当选的话。大多数经济学家自然会关注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的整体福祉（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体系来衡量GDP以外的指标）。

金属货币的另一面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他们并不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有意识。消费者可能并不总是拥有做出合乎道德的购买决定所需的所有信息。但他们仍然可以选择告知自己购买更多可持续商品——或者干脆减少消费。尤其是由于当前的可持续发展趋势，“洗绿”无处不在。生产商采用误导的营销或公关活动，或改变现有产品的包装，同时继续使用不可持续的成分。这是一种企业表现出关心的方式，同时也提高了利润率。

在我看来，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根深蒂固的体制危机和精神危机。

西方的思维模式尤其倾向于在解决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形成的全球性问题时寻求权宜之计。然而，千年来一直在形成的地球并不关心我们自己创造的系统是否必须报告季度收益，是否计划在十年后以两位数的财务回报退出，是否优化宏观经济增长（或下降）数据，或者更关心下一个选举周期，而不是把他们放在第一位的授权。

我们需要就如何创建能够在地球范围内生活的公平和可持续社会进行广泛的辩论。这样的辩论不仅需要专家或官员的参与，还需要哲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家、政治科学家和其他人的参与。

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行为改变。我们不能在宣扬绿色增长或有意识消费的同时不考虑全局，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时。创新往往是由技术驱动的，尤其是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创新可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虽然这些可以对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也很可能影响用户行为：总消费的增加部分抵消了原来的节省。这种效应被称为“反弹”。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所表明的那样，改变我们的行为确实是可能的，即使是在短期内。这可能是痛苦的，但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国际协议设定的目标相一致的明显成果，这是必要的。

我处理的可持续性问题越多，我就越意识到，转型的基础不是向外看，而是向我们自己看。持久的转变始于问自己一些可能并不容易的问题：我要弥补什么?我想给谁留下好印象?我在隐瞒什么?

心理健康和幸福是一种趋势，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环境中的压力和噪音越来越大，导致各个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都在冥想静修所、修道院或其他安静的避难所寻求庇护。对无法控制的事件的焦虑可能会进一步把我们带入自己的内心。但这种趋势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吗?这还有待观察；尽管有希望，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选择乘火车而不是飞机旅行；他们关注二手产品，而不是最新的小玩意或衣服；他们乐于分享消费品或他们的生活环境。

更真实地表达我们的决定和意图将大有裨益。

（本文编译自罗马俱乐部官网，译文仅供参考）

编译/YJ 审核/Daisy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