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近日，全球环境联盟（Global Pact Coalition）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部分享了一篇厄瓜多尔学者、外交官和政治家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María Fernanda Espinosa）的文章。绿会国际部即将派代表团参加斯德哥尔摩+50会议，对相关国际动态密切关注。此前，绿会国际部参与了三个小组的磋商，宣言的起草建言等等。现将世界环境公约博客上分享的最新的专家观点编译分享如下。
全世界人民都对斯德哥尔摩+50峰会和2022年宣言寄予厚望。尽管有大量的规范和标准，但国际环境法无法保护自然环境，更不用说恢复过去一个世纪对我们星球造成的破坏了。斯德哥尔摩+50峰会可能是推动先锋的、经常被忽视的1982年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UN World Charter for Nature of 1982），重启全球环境公约（Global Pact for the Environment）进程的时机。
【多边主义能否在斯德哥尔摩+50峰会上兴起？】
随着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五十周年的临近，人类最终采取必要的大胆步骤的潜力从未如此巨大。尽管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晚，但围绕这一刻，科学界已达成共识。虽然生态崩溃是一个严重的风险，但就这一现实达成共识是迈向所需行动的第一步。
数据表明，谈论“崩溃”是一点也不夸张。本世纪，全球气温将上升至3°C以上。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将升温限制在1.5°C将遥不可及。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和灾害导致6万人死亡，主要发生在低收入国家。同时，每年也使至少3200万人陷入贫困。鉴于这些趋势，如果未能缓解气候变化，到2050年将造成超过1.4亿被迫流离失所。
此外，我们有令人生畏的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的数据。大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在几十年内灭绝，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灭绝速度。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自1990年以来，估计有4.2亿公顷的森林因转变为其他土地用途而丧失。全球原始森林面积减少了8000万公顷。四分之三的陆地环境和约66%的海洋环境已因人类活动而发生重大变化。
不受控制的人类活动的一个惊人例子是海洋塑料污染。每年有1400万吨塑料碎片最终进入海洋。如果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含量可能超过鱼类的重量，这对以海洋为生的超过30亿人将产生最深远的影响。
然而，世界各地的一些政治家、决策者和外交官对环境危机的科学证据和警报并非麻木不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由于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制和经济增长对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生存的影响，由此全球出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140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化学品、污染、海洋和湿地，在此仅举几例来阐述。
尽管有大量的规范和标准，但国际环境法无法保护自然环境，更不用说恢复过去一个世纪对我们星球造成的破坏。即使科学家带来了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新证据，而且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起草文本和完成谈判，但具体到行动，力度仍然不够。我们的多边体系尚未兑现其遏制气候变化、恢复环境退化和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的承诺。那么，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需要什么协议，而是为什么我们的国际环境制度不够完善？我们要如何扭转这种局面？如何修复我们造成的生态破坏？
鉴于环境危机的深度和紧迫性，世界正处于历史拐点。各国必须认识到现行国际环境法的原则、监管制度、治理结构、实施和有效性方面的巨大差距和不一致。各国领导人必须表述新的政治承诺，通过如实地实施统一的总体法律框架来应对生态危机。
斯德哥尔摩+50峰会可能是向前沿的、经常被忽视的1982年《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的致敬，是重启2018年联合国大会授权开始的《全球环境公约》进程的时机。政府间谈判已于2019年5月结束。其目标并不雄心勃勃：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一项高级别宣言，纪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50周年。
【《全球环境公约》可能是迈向基于共同责任的新经济范式的垫脚石】
该公约有可能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倡议。它寻求建立一套环境治理原则，以填补国际环境法的空白，并克服碎片化问题。在这样一个框架的众多收益中，三个方面是可观的：
首先，该公约可用作多边工具，从相互关联和综合的角度指导和监督国际环境规范和标准的实施，从而解决当前的冗余、不一致和孤岛问题。
其次，该公约可以制定规范标准，以完善和发展国家环境保护立法，并为保护受生态退化或特定类型污染影响的个人和群体的权利提供平台。
第三，该公约承认自然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和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Paulo Magalh?es申明，主流的规范观点认为，自然是“共同关注的问题”。采用这种方法，各国对保护地球系统没有具体义务，只能采取“自愿”行动来避免或限制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将自然视为我们的公地，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框架——生态系统退化不能再被视为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纯粹外部性或意外后果，不再会因人类对经济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而成为牺牲品。它可以确保以承载能力的方式利用自然。
承认自然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可以为承认和内在化自然在维持生命方面的价值奠定基础。 《世界环境公约》可能是迈向基于共同责任的新经济范式的垫脚石。在这种范式中，健康、运转良好的行星系统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并克服了关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普遍福祉的徒劳辩论。
因此，《世界环境公约》应推动多边解决方案。各国将不仅限于捍卫其国家利益，还将合作和协调行动，以保护全球可再生的共同利益，例如稳定的气候、清洁的海洋和新鲜的空气、茂盛的森林和蓬勃发展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知道，由于严重的多方面的行星危机，人类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多边体系在解决当前生态崩溃问题方面进展缓慢，也遇到了挫折。关键问题是如何集体学习，建立具有低生态足迹和社会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五十年后，我们应该采取如此大胆和变革性的行动。
我很乐观。我看到至少有三个可以加强全球环境治理的融合因素。首先是简单的共识。人们普遍承认，当前的生态危机可能会达到威胁人类生存的不可逆转的地步。二是几十年的努力。国际环境法有着丰富的遗产，其中包含数百个多边环境协定，如果能够连贯一致地实施并负责任地实施，这将是一个重大进步。三是规范升级。我们终于认识到，健康的环境是一项人权，也是实现任何有意义的发展前景或努力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先决条件。
仅2021年，环境法的一些最新发展就代表了巨大希望的源泉。3月，德国宪法法院表示，该国的 《气候变化法》违反了国家积极保护生命和健康免受气候变化危害的宪法义务。2021年10月份，人权理事会在其第48/13号决议中首次承认拥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确实是一项人权。12月，葡萄牙发布了新的气候框架法。这使政府有责任捍卫联合国对稳定气候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承认。我们也不能忘记从中汲取灵感的几个历史先例，例如2008年厄瓜多尔宪法赋予自然（Nature）以存在、受到保护和再生的权利。
然而，与环境危机的斗争不能仅限于法律战场。有必要协调健全的科学和信息、领导力和政治意愿。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在斯德哥尔摩+50峰会和2022年宣言中协调一致。宣言应该是强有力的、全面和以行动为指引的。它必须提供方向感，并支持政府和社会对自然友好、公正和包容性发展的承诺。我们了解到，行动和实施是在个人、社区和机构之间重新获得信任的最佳方式。
全世界人民对斯德哥尔摩+50峰会的高光时刻和2022年宣言寄予厚望。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步伐，例如我们在德国或葡萄牙等国以及2021年在人权理事会的多边层面见证了重大的政策和法律转变。让斯德哥尔摩50周年成为一个转折点。让它的成果成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的灯塔。我们的选择和道路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整理/xiaoai 审核/Daisy 编/ang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