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说到环境治理，兹事体大。可喜的是，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且已成为一股日渐宏大的力量，它不仅引领全球的发展，也是蓬勃复兴的中国需要的治国之策。

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说到生物多样性，说到自然与发展，必须要提一位杰出人物。他曾不知疲倦地活跃在国际舞台，倡导各国达成《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他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中国的好朋友。国家领导人的中肯话语恰恰说出了他的心声，是对他毕生事业的最为隆重的肯定。他就是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莫里斯?斯特朗先生。

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他与斯特朗先生和哥斯达黎加前总统的合影，照片摄于斯特朗先生的家中。中国绿发会作为专注于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发展的公益机构，不仅与斯特朗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还有幸获得过他的指点。一张照片足以激起绿会人对斯特朗先生的所有回忆，触动绿会人心中的那份敬仰之情。

胸怀与担当

斯特朗先生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而备受世人尊敬。他来自加拿大，但他并不囿于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困苦极为关注。虽然高处不胜寒，但他就是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审时度势。他看到了当下的环境，想到了人类的未来，于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变革运动中。“联合国”和“环境问题”，这两个词最能诠释他用毕生去奋斗的事业。他一路披荆斩棘，凭借着杰出的外交才能，不断化解危机、解决冲突，一步步推动全球的环境行动，也因此登上了自己的一个个事业顶峰。

全球环境谈判启动之时，无论是斯德哥尔摩大会，还是里约大会，开局都举步维艰，但最终成果丰硕，这正是因为斯特朗先生从中纵横捭阖，化不可能为可能。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首次把环境问题摆到了国际议程中。而在大会筹备期间，主办方瑞典着实很犯难。当时，没几个国家想参加大会，许多国家甚至还希望大会以失败告终。而发展中国家因为需要通过发展工业来摆脱贫困，所以对会议也是顾虑重重。

在瑞典的力邀之下，斯特朗先生担任了大会秘书长，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行动来突破困局。比如，他邀请发展中国家来确定大会议程，以此打消它们的顾虑，也以此告诫富裕国家要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他还拜会印度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并邀请她作重要开场发言。

在斯特朗先生的斡旋下，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行动计划》，确定了环境问题是发展的核心问题。会议还批准成立联合国环境署，并决定把这个新机构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由斯特朗先生担任首任执行主任。这是联合国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机构，当斯特朗先生前去赴任时，办公场所偏置一隅，是在内罗毕郊区的一个咖啡园内。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联合国环境署，之后各国纷纷成立了环境政府部门。

此后，1992年，斯特朗先生再次担任秘书长，推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里约地球峰会，并促成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21世纪行动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还为以后的《防治沙漠化公约》铺平了道路。

斯特朗先生在联合国的成就是多方面的。1999年，他接受联合国的重托，负责重振联合国和平大学。该大学是1980年经联合国大会授权而建立的，学校设在哥斯达黎加，由于联合国在行政和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一度陷于困境，停滞不前。斯特朗先生自担任理事会主席起，就不懈努力，重建领导层和学习项目，直至2007年卸任退休。

贫苦带来的财富

《我们到底走向何方》是斯特朗先生的自传，书中记录了他的成长历程。也许透过那些岁月的印记，我们能看到困苦和奋斗如何成就了一个非凡的人生。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斯特朗先生家境贫苦，出生时正值大萧条爆发之年。他当过船员、学徒、保安员……凭借着智慧和勤奋，最终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些经历在不经意间使他离自然更近，离联合国更近，他因此开始深入思考环境与发展问题，并为人类的未来担忧。

他在自传中写到，大萧条夺去了父亲的生计，摧垮了母亲的健康，他衣服单薄，有时只能靠野草和蒲公英来果腹。对这些苦日子的记忆，他多年都挥之不去。

1943年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本可以用来读大学，但最后还是拿来偿还了家里的债务。当时二战尚未结束，他没有参军去前线，而是踏上一辆货运火车，准备去当海员。旅途中无意听到的一则新闻竟然为他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他听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说，战争一旦结束，就要建立联合国，把和平和正义带给全世界。年青的斯特朗当时就认定这是他一生想做的事。

在哈德逊海湾公司当学徒时，他被派往最北边的贸易点。在那里，他接触了因纽特人，并对因纽特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感到痴迷。在他看来，因纽特人有着独特的文化，这使得他们不仅能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还能和北冰洋的环境和谐共存。

后来，机缘巧合，一位联合国官员为他谋了个差事，他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当上了保安员。虽然这个职位级别很低，且为期不长，但这次经历使他明白，要想进入联合国，要想实现梦想，他就要努力提升自己。

这就有了他之后在石油业的奋斗史，期间他还游遍世界，包括印度、中国和东非。这样的游历不仅使他了解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还领略到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各种不同的非洲部落。

为人类的未来奋斗终生

经过在石油业的多年摸爬滚打，斯特朗先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进入很多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成为石油大亨，并为加拿大的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对他来说，财富和地位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这些最多只是手段，他的终极目标是步入政界，以此来实现满腔抱负。

在石油行业的巨大成功使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籍此积极宣传自己的外交主张。在他看来，加拿大应广泛结交发展中国家。如愿踏入政界后，他就开始施展抱负。1968年，他创建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后来被加拿大政府派驻联合国。在联合国这个梦寐以求的平台上，他开始更好地关注环境保护问题，为理想而奋斗。

他的事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并不理解他。虽然他从石油巨头一路走到联合国环境署首任执行主任的职位，虽然很多时候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着无偿奉献，可是能源产业和环境团体并不买账，都把他视为对立面，他饱受争议。

斯特朗先生的姓是“Strong”，音译为“斯特朗”，中文意思是“强大”。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使然，他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强大，什么也难不到他，什么也别想阻止他前进的脚步。面对各种争议，他下定决心，要为人类的环境事业奋斗终生。

中国的朋友

一直以来，斯特朗先生坚持多边主义立场，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他在非洲-美洲研究所和印尼生态学研究所等机构担任职务，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斯特朗先生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源自姑姑。他的姑姑是最早记录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记者，他深受姑姑的影响。在步入政界后，他就不断推动中加两国的友谊。1972年，在担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秘书长时，他向中国发出邀请，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个会议。

斯特朗先生热爱中国人民，曾一度定居北京，受聘为北大名誉教授，尽其所能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将会影响世界的未来，中国能塑造未来的世界。

斯特朗先生对中国的友谊，他那忘我的国际主义精神，令人想起另一位同样来自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斯特朗先生与中国绿发会的友谊也是源远流长。那还是在1985年绿会前身中国麋鹿基金会成立之时，斯特朗先生就给予无私的帮助，从此全力支持绿会的工作，成为绿会永远的导师和朋友。他也是绿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的忘年交，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十多年，成为周博士难以磨灭的回忆。

先驱的精神力量

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在悼念致辞中曾说到，斯特朗先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先驱。

回顾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一张路线图清晰可见。斯德哥尔摩，里约，约翰内斯堡，里约+20，巴黎……正是因为有斯特朗先生这样的环保先驱，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才得以深入推进。斯特朗先生对世界的贡献彪炳史册。

再次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习总书记提到，《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是环境治理的法律基础，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成果，得到各方广泛支持和参与。这些话语何尝不是对斯特朗先生的赞誉？

在生物多样性理念被广泛接受的今天，我们追忆斯人往事，不仅是要缅怀先驱，更是要秉承先驱遗志。在他的努力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潮蓬勃兴起，也必将汹涌澎湃地发展下去。在他的激励下，全世界的人民都会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无论前方有多艰难，路就在脚下，我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在全球人民奋力冲出疫情围困之际，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和安定。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明年在昆明举办，这注定会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一个里程碑式的大会。祝愿各国在先驱精神力量的鼓舞下取得大会的圆满成功！

文/徐莉 审/Sophia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