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非洲公园(African Parks)的特使、原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约翰·斯坎伦(John Scanlon) 先生与绿会国际部分享了9月17日在世界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2020年度会议上的讲话，分享CITES在合法受监管的贸易和非法贩卖中的作用。他认为野生生物犯罪从来不是公约的目的，CITES本质是贸易公约，而不是解决、打击犯罪。在COVID-19后疫情时代下，需要将打击野生生物犯罪纳入国际犯罪法律框架，保障公共安全和动物健康。特将发言翻译发布如下，以飨读者。
文/Cyan 审/Linda 编/Angel
（图源/AZA）
野生动物贩卖及其对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我们从此去往何处？
世界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AZA）2020年年度会议
一般性会议
国际协定在打击野生动物贩卖的作用是什么？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帮助应对人畜共患病的威胁？
谢谢克里斯蒂安，感谢你精彩的致辞，还要感谢丹以及世界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的优秀团队将这一适时且重要的讨论纳入议程。
我们共同经历着COVID-19大流行病，它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事物彼此关联的本质，尤其是经济、环境、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健康与福利之间的联系。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野生动物贸易——无论是合法的、非法的、受到监管的或是不受监管的。这场流行病提醒着我们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那样——野生动物问题不仅仅关乎保护，也涉及公共安全和动物健康，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巨大的全球影响。
有人会探讨病毒如何通过野生动物贸易、市场和消费的方式，从某些野生动物传染至人。正如切尔西所说，这是一个引起很高集体共识的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不断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这点很好，但是为了更加有效的应对，我们需要全球层面的应对措施。这些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健康卫生风险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法律加以解决。那么，在COVID-19后疫情时代下现行的国际法律是否适合这个目的？
答案是否定的。
当前管理野生动物贸易、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包括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国际体制不足以监管威胁公共健康的贸易、市场和消费行为，也不足以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它们没有反映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相反，体现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孤立做法。
首先是合法、受监管的贸易。
大家都很熟悉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全球野生生物贸易的监管者。CITES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谈判和签署，旨在通过国际贸易解决野生生物过度利用的问题，由此建立了强有力的国际制度来保证贸易活动不会威胁公约所列物种存续。它虽不完美，但起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CITES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包括野生动物贸易中公共安全和动物健康。
1973年CITES签署时，其对野生物种的过度利用的关注是合理的，但在COVID-19后疫情时代下，这一做法不能持续。今天，面对野生动物贸易，我们需要采取“同一健康”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采取CITES修正案，将公共安全和动物健康标准纳入其决策过程，从而使CITES成为后新冠疫情时代下的当代相关公约。
现在，转向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多年以来，特别是过去几十年间，除了通过贸易的过度利用，人们的关切也转向了非法贸易。CITES所列物种非法贸易每年价值约为200亿美元，而全部野生生物的非法贸易年价值可达2000亿美元左右。这些犯罪活动削弱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干扰生态系统及其固碳能力，并加剧腐败、不安和贫困。
此外，随着向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野生动物贸易、市场和消费设定了更多限制，我们将需要加大执法力度，确保这种贸易活动不会简单地转入地下。
然而，尽管有这些大规模和极具破坏性的犯罪活动，但是在野生动物犯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全球协定，就像人口贩卖问题。
CITES一直深受各方信赖，但它是不是解决野生生物犯罪的国际公约，它是关于贸易而不是与犯罪相关的公约。然而在其他工具缺乏、非法交易激增的情况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充分发挥CITES效力。我们做的很好——切尔西、克里斯蒂安和丹等同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已将CITES的职能发挥到极限——如果想要赢得这场战役我们需要更多。我们需要关注非法贸易中的所有物种，并且将打击野生生物犯罪纳入国际犯罪法律框架下。
我们可以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CTOC）下制定第四个关于野生生物犯罪的议定书。
从整体上看，我们的体制不能阻止下一场大流行病。事实上，可能会增加接触人畜共患病的可能。
CITES在当时是具有先创性的，并且前任领导者们都展现了巨大的雄心和勇气，能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成这样一项公约。
但现在是2020年。我们生活在COVID-19后疫情世界——我们不能让没有将公共安全和动物健康纳入决策的野生动物贸易制度盛行，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继续目睹野生动物犯罪继续升级，而不加强国际应对力度。
朋友们，全球青年正在从这一流行病中受到巨大打击。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递一个符合目标的法律框架，使得我们把握最佳机会避免今后与野生动物有关的大流行病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痛苦的产生。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表现出与我们的前任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样的雄心和勇气。
最后，我要祝贺并感谢世界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成为由我担任主席的终结野生动物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Wildlife Crime,）的支持者，并通你们的影响力推动这些重要的法律改革，感谢丹·艾什在推动这些改革方面的领导作用。
谢谢。
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