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在京接受了一家著名英国媒体的采访，针对记者提问的诸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野生动物的监管有多大变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目前的立法或执法是否还存在重大漏洞、对生物安全法的修订有什么建议、对野生动物贸易实施更广泛限制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中国的公众怎么看、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中国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认识如何、有没有您认为需要更多保护的特定物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回答。

周晋峰从时间轴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禁野令的出台，以及几个月来国家层面取得的巨大成果。他提到了2004、2016年《野保法》修订的问题，强调了今年将要修改的野保法，一定要打破部门利益，变“利用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他特别指出，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那些少部分的濒危、珍稀的野生动物，而是整个生物多样性，这是对于人类栖息地的保护，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新新基建”。

当被记者问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业的从业人口何去何从”时，周晋峰指出，现在是一个转型的历史性契机，我们建议要加大对于绿色转型的扶持力度。

周晋峰介绍道，生物多样性对粮食和农业非常重要，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确保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很多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比如说，全球农业史上的每一次绿色革命的突破，都源于种质资源的发掘利用。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已发现地方品种545个。但是，这些宝贵的资源流失得很快。

比如我国有很多猪的品种，90种左右，但是没有人去养了。数据显示1994年前中国土猪占市场份额90%；可到了2007年以后，就降到了2%。类似情况很多。这些养了几千年的品种、以及很多古老的地方品种，珍稀濒危程度可能不亚于大熊猫。所以，我国应引导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行业朝传统禽畜品种养殖进行绿色转型，加大针对该转型的财政投入扶持，并鼓励发挥市场配套机制，以期为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建立全方位的支撑体系。此举既可“治标”——为当下急迫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是有利于“治本”——从长远的角度来保障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物安全。

当记者问及国际上非常关注的抗疫药物与传统中医是否涉及到濒危野生动物入药时，周晋峰表示：西方一些媒体报道中恐有失偏颇，对这个理解的恐怕是较为片面的。其实，4月28日中国发布的一个公开征求意见的《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的十类不纳入《药品目录》的药品，里面就包括了“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而且“禁野令”的出台、力度，以及各地地方立法正在积极推进，这些都是举世瞩目的努力。所以说，中国在非常努力和积极地保护濒危珍稀物种，正在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和法规。

过去几千年来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对促进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也指出，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传统医药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转型，因此我们建议应该禁止任何濒危物种入药，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都应如此。

他以穿山甲等为例，谈到工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发展模式，导致生态资源过度消耗，物种资源大量消失，也引发了中医药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如果不能正视、约束、加以节制，就有可能导致一代而亡——中医药中使用的重要药材原料都会产生问题。因此，确保“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是未来能行稳致远的前提。

文 | Littlejane

核 | SY

编 | 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