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COVID-19的刺激措施必须

拯救生命、保护生计、保护自然，减少未来的大流行病风险

只有一种物种应该对COVID-19大流行负责——人类。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一样，最近的大流行病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后果——尤其是我们的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基于一种不惜一切代价鼓励经济增长的有限范式。在克服当前的危机挑战方面，我们拥有一个很小的机会窗口，来避免种下未来危机的种子。

像COVID-19这样的疾病是由微生物感染我们的身体所引发的——新出现的70%以上影响人类的疾病源自野生动物和家畜。然而，大流行是因为人类与携带这些病原体的动物越来越多的直接接触活动（而且通常是冲突）造成的。

猖獗的森林砍伐、不受控制的农业扩张、集约化农业、矿业和基础设施开发，以及对野生物种的开发利用，这些已经为疾病从野生动物向人类蔓延创造了一场“完美风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最易遭受传染病侵害的社群地区。

人类活动显著影响了地球四分之三以上的陆地表面，破坏了超过85%的湿地，将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和近75%的可用淡水用于农作物和牲畜生产。

再加上不受监管的野生动物贸易和全球航空旅行的爆炸性增长，显然正因如此，在东南亚一种蝙蝠中无害传播的一种病毒现在已经导致近200万人感染，带来了数不清的人类痛苦，中止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都是导致大流行病爆发的人类推手。

然而，这可能只是个开始。尽管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已经每年造成约70万人死亡，但未来爆发大流行病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巨大。据信，在哺乳动物和水鸟体内仍存在多达170万种已知能感染人类的不明病毒。这些病毒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疾病X”——潜在地比COVID-19更具破坏性和致命性。

如果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可能造成的影响不极度谨慎，未来的大流行病可能会爆发得更加频繁，传播得更快，对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造成更多的人类死亡。

最紧迫的是，我们需要确保正在采取的减少当前大流行病影响的措施本身不会放大未来爆发和危机的风险。对于已经在实施的数万亿美元的复苏和经济刺激计划，应该以三大重要的考量因素为核心。

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加强和执行环境法规——只部署能为更加可持续和更有利于自然的活动提供激励的刺激方案。此时放松环境标准以及支持集约农业、长途运输（航空业）和依赖化石能源的部门产业可能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在不要求做出紧急的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样做会在本质上助长未来大流行病的爆发。

其次，我们应该在从全球到地方的所有各级决策中采用“同一个健康”的方法——认识到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植物健康和我们共同的环境健康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例如，林业部门通常指定与森林砍伐有关的政策，利润主要由私营部门获得，但公共卫生系统和地方社区往往为由此导致的疾病爆发付出代价。“同一个健康”的方法可确保做出更好的决策，将发展措施对人类和自然的长期成本和后果考虑进来。

第三，我们必须为卫生系统提供适当的资金和资源，并鼓励在面临大流行病风险时改变行为。这意味着要动员国际资金，在新出现的疾病热点区域（如诊所）进行卫生能力建设；进行监测项目建设，特别是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合作开展的监测项目；行为风险调查；以及具体的干预项目。还需要为高风险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行的、可持续的替代方案，并保护最脆弱群体的健康。这不是简单的利他主义——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进行的至关重要的投资，从而防止未来全球疫情的爆发。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正如去年的IPBES“全球评估”报告（即发现100万种动植物物种在几十年内面临灭绝风险的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在涉及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的整个方面进行根本的、整个系统的重组，包括范式、目标和价值观，促进所有部门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尽管这听起来令人生畏且代价高昂，但与我们已经付出的代价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以上图片与视频均来源于IPBES）

应对COVID-19危机要求我们所有人直面反对彻底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结束“一切照旧”的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重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韧地走出当前的危机，但这意味着选择保护自然的政策和行动，这样自然才能够帮助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