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会议上，主持人对“减塑捡塑”工作组顾问杨长江、以及中国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博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塑料作为一种固体废物十分的常见，就国内而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塑料总量有多少？是如何有效的分类和促进回收利用的？”

杨长江：“实际上生活垃圾中塑料处理问题，对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从政府到民间到科研机构一直在做努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国家从2000年开始，住建部在全国试点8个城市的分类，近年又在全国46座城市进行新一轮分类。到目前为至应该说是进展不大，尤其是在技术路线上没有大的突破。

从全球范围看，生活垃圾中的塑料组分大概占了16%，我们国家一般来讲也是15~16%左右。北京市2015年城五区已经接近20%，安徽蚌埠数据接近29%。生活垃圾中的塑料的组分的比例现在是越来越高。塑料如果要处理好，基本前提是分类。

四川大学王琦院士团队，他们的研究数据非常有启发。他们核算我国2019年生活垃圾中的塑料总量是6,300万吨，这些塑料的处理方式不同方式都有，主要是回收、填埋和焚烧。2019年我国6300万吨废旧塑料1890万吨进行资源回收，市场价值1000亿，其他4100万吨被填埋、焚烧或者丢弃到自然环境中。如果4100万吨废旧塑料不填埋、不焚烧、不丢弃，而是进行强制清洁分类，它可实现再生资源规模核算下来是3333亿。作为一个产业来讲，这样完全能够支撑自身的良性循环。我国的塑料治理，未来走向应该是以资源化作为主导，在强制性清洁分类的基础上，由成熟可行的商业模式来主导，这样才能走向一个正轨，行业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处理，比如说去焚烧会产生严重的生态健康问题。国际社会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和自然生态免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危害。《公约》附件三列出的无意生产但是已经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了的POPs有七项，也就是说控制清单里30项中垃圾焚烧涉及七项。国标《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目前只控制了二恶英和呋喃，六氯苯、多氯联苯、五氯苯对我国已经生效但标准没有控制，多氯柰和六氯丁二烯即应列入清单目录，但对我国还没有生效。如果把这些指标纳入控制标准，可能对塑料焚烧产生非常大的约束。

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在塑料污染控制的国际大环境下，在生活垃圾焚烧包括塑料焚烧处理烟气污染控制标准上能够从严掌控，倒逼生活垃圾处理的方式技术路径能做一个大的调整。塑料污染治理，我们要以材料回收的以资源化为主导，而不是通过焚烧处理以能量化为主导。

另外一个国际比较大的环境问题，就是二恶英健康威胁问题。从2007年开始，绝大大多数居民强烈反对垃圾焚烧，主要原因就是二恶英。其实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POPs是远远不止《公约》已经列出的七种，等待加入清单的POPs已经有20多项，那些是塑料垃圾焚烧过程中无意产生的还需要再观察。而且，所有POPs不会单独产生，也不会只有一种生态生理毒性，他们同时起作用的毒性是联合毒性。

目前，对于POPs联合毒性的研究，能看到的文献是非常少，也就是说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带来的对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问题，现在还远远没有更加深入的研究，还需要再做继续的努力。如果把垃圾焚烧产生的重金属和POPs加在一起，塑料污染物的毒性会更强。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在十四五期间，在塑料这样大的生活废弃物类别上，应该在资源化主导的技术路径上应该实现大突破，通过资源化减少焚烧处理量，从而实现污染物的大幅度减少，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做贡献。

周晋峰：在技术路径突破的同时，政策应该可以配合到位，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塑料资源再生走向正轨，而不是在目前以焚烧为主导走向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唯一的看法。

周晋峰：实际上我们国家2004年11月11日已经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按照惯例，我们在国际上的承诺应该有配套的国内法与之对应，包括这些环境指标的约束，现在有些指标还没有落实约束，我们应该提一个具体建议给有关部门，要求他尽快的实施。

周晋峰：过去了对像这项推动，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切成几个具体的，上次听杨长江老师讲完之后，我觉得具有极高的可操作性，我们应该单立出来去推动它。如果上边提到的七种POPs到GB18485-2014之后，可能就会对我们后续的规划产业布局带来重大影响。因为你现在没这一方面要求，所以大家就随便做。

我们如果从这个标准，我们非常值得给他提取出来，认真去推动在标准上的改变。刚才我讲的工业文明有一整套的机制，其实标准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在标准之中，这些为了使得企业产业迅速发展，把这些标准降低，或者先是咱不纳入标准，这就是工业文明的手段之一。习主席说得很清楚，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是第一性的，如果你不满足绿水青山，他原来说还有宁要绿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如果绿青山上这个有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政治承诺，在承诺上也没有做排他性的分类说明，我们应该去推动实施这一点。

杨长江：周秘书长讲的特别重要，因为我这些年学习文献的时候，有些问题说真的也非常的着急，甚至是焦虑。环保产业，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个法律拉动的产业，如果你的标准从严了，它整个产业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如果你没有从严的标准，他可能就会在一般的水平上去维持，甚至这种维持如果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刚才秘书长讲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际上履约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说欧盟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2019年版的最佳可行技术（BAT）标准，他们只把多氯联苯列进去，其他几项他们也没列进去，也就是说欧盟虽然比我们也多了一项，但是其他还有他也没有控制。按照塑料政府间协议谈判的更高要求，我觉得绿会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建议联合国环境署，在全世界范围类尽快采用更全的指标，从更严格的角度去控制焚烧塑料产生的POPs，倒逼更多的塑料去资源噪声，而不是焚烧处理。

周晋峰：《斯德哥尔摩格尔摩公约》清单现在已经列入30个指标，但是这些指标是动态的，后边现在排着队的还有20多个，新的指标如何的持续再列进来，说明我们现在的整个环境产业，尤其是塑料的处理技术，它应该是在不断的在提升，我觉得是只有不断的从严的标准提升，才有可能成为绿水青山。如果你没有更严格的标准去控制，你污染物的排放是持续的是不断产生的，是不断累积的。

杨长江：垃圾焚烧企业讲的达标排放是有问题的，一个小时达标并不意味着24小时累计达标吗，365天累计达标吗？5年10年累计达标吗？一个垃圾焚烧厂建成以后，运营周期是25~30年，30年污染物累计是达标吗？它对于环境的累积性的影响，环境承载力到底是多少？目前没有一个界定，这也涉及到标准的问题。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强调，我国的环境资源承载力接近或达到上线限，这种状况的确需要引起警惕。

塑料焚烧处理，假设我认为你的污染物在土壤里边的累计不能达到每公斤多少毫克，我对你设立一个生态的红线。焚烧塑料，这种高毒化的处理方式产生的毒性是超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的，需要尽快扭转。而且所有的POPs都是全球传播的，全球生态健康影响不容忽视。

（本文根据会议记录整理，供参考。详情可以观看绿会融媒直播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