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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一个“沦落人”的真情交往|百年耀邦
2019/8/20 19:06:00 本站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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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微信公众号:hybslw


我17岁念高中时参加了地下组织“民联”,1949年初即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1949年10月入党,直到“文革”。


“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眼见好多领导同志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蓄谋陷害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想不通,于是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谈了对北京市公安工作的意见。不久,我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黑干将”,在监狱待了3年,被开除党籍、公职,勒令退职还乡,押送到我父亲十几岁时就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我就成了“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我本想当个农民了此余生,没想到后来当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了,被赶到村外,看守几十座孤坟和盐碱地里长的枸杞树。后来环境略为宽松,农闲时允许我回北京家中照看孩子。朋友帮忙,让我在街道上找点剪摘羊绒衫上杂毛的活,协助爱人养家糊口。我内心万分痛楚,看不到前途和出路。


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来到北京灯市西口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了小院,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轻声问:“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17岁参加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我想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同志,心里比较紧张。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我怕打搅他看书,他说:“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也知道点外面的事;没人来我就看书。”


我说:“耀邦同志,我现在很痛苦,有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可又有几个年幼的女儿……”耀邦同志耐心地听我说,也不打断我,不嫌烦。他听了我的经历后,沉默良久,郑重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上的接触,具体事我不好表态。但我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的青年,对党和毛主席哪儿会来那么大的仇恨?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的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耀邦同志充满深情,加重语气说:“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只有顶住,顽强地活,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时间要多长,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做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耀邦同志劝我:“别人一时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什么?你自己没做坏事,别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还问了农村的情况。临近中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他招呼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让我与他们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饭后,耀邦同志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下,就不留你了。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我紧握着他那有力温暖的手,流下了热泪。


400元钱


一次,我那六岁多的三女儿突然发高烧,咳喘很重,服感冒药不见效。我背着她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经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约需准备几百元钱。回来的路上,在瑟瑟寒风中,我犯愁地往前走着。东单三条离富强胡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看耀邦同志,当时我并非想向他求援,只是心里烦,想找他诉说。天色渐晚,我跨进了小院,耀邦同志招呼我,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了。我说:“有时定不下心来,学不下去。”耀邦同志说:“学习得下狠心,得抢时间。”我问候了几句,即告辞要走。耀邦同志让李昭同志招呼我吃晚饭,我推辞不吃,说家中有事。等他们听我说了三女儿发病住院的事后,耀邦同志说: “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我们支援一下。”我道了谢,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想办法。但李昭同志很快就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你拿去,我们现在也不富裕,但一定得支援一下。”我还想推辞,耀邦同志说:“你赶快走,救孩子命要紧,急性肺炎有危险的。”我谢了耀邦夫妇,出来我打开信封,见信封内装有400元钱。当时的4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救孩子命要紧”,这句话一直萦回在我耳旁。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热泪滚滚。


到了春天,我带着这孩子去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她几岁了、识多少字,拿糖果给孩子吃。我让孩子叫“爷爷”、 “奶奶”,我说:“这就是你们帮助治好病的孩子。”耀邦同志当即打断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可惜的是,我当时也没个照相机将当时的情景拍下来,留作永生的存念。耀邦同志去世后,有一年除夕,我带女儿去看李昭同志,让她在胡爷爷遗像前三鞠躬,和李奶奶合影。我又动情地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也许你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昭同志打断我的话说:“不要再说这些,只要孩子长大成人,上进有出息,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


一封申诉信


“文革”后期,政策越来越清楚,我的问题明显是个错案,我多次去公安局申诉。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他建议我直接找管我的负责人谈。我说连自己常出常进几十年的公安局大门都不准进了,更别说见什么负责人了。耀邦同志动情地说:“你一个十几岁学生,出来就工作,问题有什么复杂的?查一查,不是敌我问题,按干部政策解决就完了嘛!”他让我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


过了一段时间,耀邦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我转给了北京市委吴德,请按政策解决。市委办公厅来电话告称,你的事得等刘传新研究答复,现在刘不表态,还得等着。”他又劝慰我,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着没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拖就拖吧,个人着急也没有用。他还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着,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着急也无法,没有回天之力。”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形势趋于缓和。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可能他也宽松些了,中间院的北房已腾出,家中正忙着从后院往中院搬东西。见搬过来很多的书,我跟着搬了一些,就与耀邦同志坐在廊檐下小板凳上休息。我说:“您的书这么多!”他说:“我的钱大部分用于买书了。没办法,看书是我一生惟一的爱好和愿望。现在闲下来,更是想抓空补补课多看看。”我问:“整卷的马列书、《史记》等您都看过了吗?”他说:“我过去断断续续地看过,现在有时间集中系统全面地看,再通读它一遍。你现在没有事,机会更多,就更应抓紧多看。”我说:“现在干完活儿,就记点流传的陈老总的诗词。整卷看书引不起我的兴趣,看书对我已无所谓,没有什么用了。”耀邦同志严肃地说:“为什么?怎么连对读书都无所谓了?”我解释道:“以后我的生活都不知如何过,有今天不知道明天,读书,不也无用吗?”耀邦同志加重口气说: “这种看法不对头啊,是近视、短见。生活上越迷茫,方向、道路看不清,越要多看书,多思索。方向错了,会栽大跟头。我理解你的苦恼和难处,但现在只能耐心等待,自己决不能糊涂着过,凑合着过。”耀邦同志还针对已发生的林彪事件和我情绪上的悲观,讲了他对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观与事物的辩证法的认识。他动情地说:“我现在常劝找我谈心的同志,我最大的担心,深感最大的悲哀,是你们自己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像你,连学习都感到无所谓了,这样混日子是糊涂的,不清醒的,一定要尽快改。”


一盒巧克力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我的问题得到平反。我去公安局领了工资,百感交集,想起这十年种种磨难,想起了真诚帮助鼓励过我、平等对待我、告诉我要坚持活下去的胡耀邦同志。我在东安市场买了一盒巧克力糖和一盒点心,骑车到耀邦同志家中。时近中午,他已坐在后院东房要吃饭。我将巧克力糖送给他,他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我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您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糖,这是我和孩子的一点心意,不是给您送礼。”说着我就哭了,“您在我最困难、感到绝望的时候,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得了的吗?”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 “啊!这是好事,为你,为孩子们高兴,这糖我吃了!”我打开糖盒,他吃了一块。李昭同志进来,听了也很高兴,老两口再三让我吃饭,我临走前,耀邦同志又嘱咐:“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轻了,不能再耽误了。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学会理解、宽容,不要记嫌记仇。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


后来,耀邦同志出山主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工作。我工作快一年了,正赶上农历除夕,我想去看望耀邦同志。好多老同志称赞他出来大刀阔斧工作的政绩,还传闻他要到中南海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我想他进了中南海,见他就难了,想趁现在再去看看他。我买了只热烤鸭,加快骑车赶到富强胡同。当时,天色已黑,家家在忙年夜饭。我去了那里,正赶上耀邦和李昭同志在前院餐室。我把片好的烤鸭等现成食品放在桌上。耀邦同志就问:“为什么又带吃的?”我说:“想和您一起过个除夕夜。”耀邦同志仍不高兴地说:“过年可以,为什么还带吃的?”我说:“这不是打倒‘四人帮’后有意义的春节吗?以后想给您带,也不一定能见到您了。”我又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带鸭子,带四个螃蟹来请您,您也得与我一起吃了不是吗?”耀邦同志也笑了,说:“祝贺你平反回北京工作,我们喝一杯。”他请李昭同志拿出瓶茅台酒,我举杯祝耀邦、李昭同志春节愉快,身体健康。


我们畅叙了近两个小时,我请耀邦同志休息,他说还要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祝贺春节。我起身告辞,恋恋不舍地说:“听说您可能搬进中南海,以后要见您可就难了。”耀邦说:“以后也许见面少了。但不管搬到哪里,不管多忙,我还是我。如有事,可让李昭同志告诉我。”


“我还是我”,这不正是耀邦同志那种平易朴实的本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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