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不久，绿会秘书长周晋峰接受《社会治理》杂志专访，谈社会组织如何创新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现经授权，将此文转载如下。

目前，我国有约80万家社会组织，但只有不到1%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且，在已经“走出去”的社会组织中，多为慈善和扶贫性质的社会组织，环境领域的社会组织极少。2017年底，在给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发来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间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应该在开展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开展标准对接、参与全球治理，开展绿色合作、建设文明之路，开展民生合作、共识引领行动等方面重点发力。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2020年，将在中国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会议，不仅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肯定，更彰显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本刊记者就社会组织如何积极从民间角度来推动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专访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下文简称“绿会”）周晋峰博士。

社会治理：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绿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参与了哪些工作？在与各沿线国家的公益组织交流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晋峰：绿会近年来扩大了自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了解优势，吸引更多的中国“走出去”企业，并指导它们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实施在地建设工作。而且对“一带一路”上的生态风险和冲突案例进行研究，为有关政策从民间智库角度提供咨询参考。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不少大型工程项目面临很多生态方面的类似问题。比如中国某公司要在蒙古国色楞格河（80%河水注入贝加尔湖）及其支流上建造3座大型水电站，被当地环保组织强烈抗议，认为项目存在巨大生态风险，将对贝加尔湖的生态状况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这类关于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深远影响以及相应的冲突化解机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例如修公路、铁路、港口、发电，都会对自然生态环境有影响。如何能够将影响降至最低？如何使得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得到有机结合？以及怎样得到当地保护组织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不反对？

社会组织积极走出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提升我国在国际上、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美誉度。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拥有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与各沿线国家的公益组织交流中，求同存异、抓住主流、民心相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民心相通的工作必须先行起来，将来才能够有机会化解剧烈冲突，预防或者减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尤其是环境类社会组织的“走出去”，可以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充分发挥第三方作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绿色发展上有所作为。

社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间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应该在开展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开展标准对接、参与全球治理，开展绿色合作、建设文明之路，开展民生合作、共识引领行动等方面重点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习总书记也指出，要积极支持国内民间社会组织“走出去”，推动民间外交发挥更大作用。您认为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意义是什么？

周晋峰：“走出去”的社会组织外交，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的全球化议题如环境、公共卫生等更加得到国际合作层面的重视，全球化网络扩散加大了国际范围内资源流动性，使各国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加深，全球治理和政府间谈判的复杂性越来越深，参与谈判的政府数量和社会组织数量也越来越多。

例如，斯德哥尔摩大会（1972年）参加谈判的政府为132个，社会组织为250个，而到了约翰内斯堡峰会（2002年），参加谈判的政府数量增加到191个，社会组织增加到3200个。社会组织由代表那些超越国界的、关注全球共同利益的、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相同认识的人士组成，具有知识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专业特长，独立的身份和价值视角，以及强大的宣传力、行动力、执行力，在当下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博弈中，在国家、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政策影响已不容忽视。

首先，国家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这样世界可以听到中国好故事、中国好声音。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声音被听到的太少。以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69届常务理事会为例，全球一共83个社会组织参会，其中只有2个来自中国；来自美国的占34.42%；来自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几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加起来22.27%。中国参会社会组织只占比2.3%。

其次，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习总书记曾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那么，社会组织走出去，可以高效地“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桥梁纽带”，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再次，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利于日后化解可能的冲突。这也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使命。

总而言之，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够师人之长而提升自己，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游戏规则进而推动参与游戏规则制定，能够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社会治理：您认为社会组织在走出去的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有哪些？针对这些困难，您有什么建议？

周晋峰：社会组织要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困难重重。中国目前有80多万个社会组织，涉及扶贫、卫生、教育、环保以及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与国际顶尖的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社会组织群体自我定位更偏重于草根工作，同时也在法制环境、资金、经验、人力资源等方面面临挑战，社会组织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据了解，中国涉外社会组织占比不超过1%，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涉外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亟待加强。

首先，加强能力建设。2016年5月民政部曾经出台一个文件《民政部关于推动在全国性和省级社会组织中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通知》(民发〔2016〕80 号)，以解决“当前我国不少社会组织还存在新闻发布不及时、信息公开不主动、舆论引导不到位等问题，与公众期望值差距较大，给社会组织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这份文件非常及时且有效，但是这种机制并没有用于对外与“一带一路”等国际需求。“一带一路”需要加强民心相通，也需要把中国好声音传播出去。我们在“走出去”的实践探索中发现，走出去的社会组织亟须有“新闻发言人”的意识和能力应对。希望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开展针对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以帮助其进行能力提升，从而更好地从民间角度来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人才瓶颈是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公益国际化实践的道路中，吸纳国际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招聘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海归”；二是邀请国际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绿会顾问，指导并深入参与绿会工作；三是积极推动青年人参与，包括吸纳在华学习的国际留学生、海外学习工作的华人/华裔志愿者、外国大学生等加入到绿会志愿者队伍中，在给他们提供更广泛的参与国内外生态环保领域机会的同时，指导、引导他们成为中外环保交流的友好使者，搭建起更多的互动桥梁。此举成本不高，彼此都受益良多。

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社会组织可以帮助青年更好地“走出去”，在这方面，绿会有哪些思考和创新？

周晋峰：绿会一直在思考创新“走出去”的方式，包括成立了国际部门；2017年10月23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绿会便成立了“走出去”办公室，以服务我国的“走出去”战略。为了降低成本、激励更多青年人加入“走出去”、积极服务“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来，我们创新了一个“绿大”模式，建立了一个全球的热爱环保的大学生的平台，请当地的志愿者参加会议和活动。

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经费问题。自2017年10月中国绿发会建立“绿援”这一创新的“走出去”机制以来，绿援团队曾多次以低廉的成本、惊人的效率、有力的现场支援等高效的团队合作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工作成绩，积极宣讲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让世界更了解真实的中国。

以2017年12月14日在京举办的“加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为例，绿会派出2名员工和1名绿大代表参会，在会议上广泛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代表进行了沟通，介绍了我们的好故事、好声音，高效、迅捷地拓展社交网络，并实现了微博几乎是同步播报。前线参会人员认识的嘉宾，后援团同步地在几分钟内就查到对方的相关工作领域、马上发email跟进、向对方介绍我们的工作、从而建立联系，并且提出建议、意见、问题、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

这个绿援团制度让一位普通年轻人和国际专家在国际的会议上站在同一个平台发声。让青年人去开阔眼界、去接受挑战、去锻炼，我们期待能通过绿会的平台，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青年——他们是未来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希望。

周晋峰博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副主席，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WCPA）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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