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代发展的步伐是否协同一致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这些丰富的生态系统，都属于生物多样性范畴。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地势起伏多变，山地特性繁杂，河流湖沼流域广泛，沿岸地区绵延跌宕，岛屿众多，孕育出了广阔的物种资源气候带，生物社会性独特，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饶的国家之一。生物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社会变革共存和转型的关键所在，是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类现代和未来福祉、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周晋峰认为，相较以往的以物种保护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增强栖地保护，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处理好的问题。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在当前和接下来的一段时期，科学、恰当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一步。

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创作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首次出版，作者以生动且严肃的笔触，将本书塑造成为现代环保主义浪潮的开端之作。这股浪潮持续至今，不断深化，并推动了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会上各国都签署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事业由此开始，包括一系列关于湿地保护、国际濒危物种贸易管理、有毒化学品管制等议题，备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工业化大肆发展下的环境破坏趋势。

这一趋势虽有缓解，但形势依然严峻，其中生物多样性丧失尤甚。物种灭绝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自然已经造就了35亿种生物，但99％都已灭绝。自从进化出人类以来，特别是工业文明时代起，物种灭绝的速度便远远超过大自然从容不迫的步伐。随着环保浪潮的兴起，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得出了发展经济必须减少破坏环境的结论。1992年，由各国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次峰会签署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由此诞生，并迅速获得广泛接纳，中国亦在这一年签署加入该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也随着该公约的诞生及在各国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提升。

截至目前，生物多样性公约一共有196个缔约方，是全球签署国家最多的国际环境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全球履行该公约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每两年召开一次。其中，于2010年10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简称“爱知目标”）是目前被认可的全球第一个以10年为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爱知目标”签署10年以来，虽然各缔约方以“爱知目标”为指导，制定和更新本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但在2020年9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BD,COP15）在云南召开之前，CBD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爱知目标”中的20个行动目标，没有一条完全实现，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这也说明，“爱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的履约和执行情况非常不尽如人意。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一个集宏观、中观、微观于一体的概念。在它的三个层次中，既包括了森林、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涵盖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植物等物种多样性，还聚焦了生物遗传资源的基因多样性。

第一，基因多样性。虽然大多数人接触甚少，但事实上它却是生物多样性最基础的层级，是所有物种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这主要指物种内基因变异的多样性。每一个物种包括由若干个体组成的若干种群，不同种群之间或同一种群内部由于突变、自然选择或其他原因往往在遗传上存在着变异，这种变异就是生物进化的材料。具有较高基因多样性的种群的某些个体更能忍受环境的不利改变，并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从而实现种群的优化。遗传多样性对于农业意义巨大，它为植物与牲畜培育提供了丰富的育种材料，使人们能够选育和提炼出适合人类需求的个体和种群。

第二，物种多样性。这主要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变异的多样性，可用一定空间范围内物种丰富度即种的总数目和分布的均匀性来衡量。物种多样性决定着物种间食物链的复杂关系，有利于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数据，中国共记录有陆生高等植物（包括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34383种，约占世界总数的10%。我国是北半球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其中，苔藓植物3021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7%；蕨类植物2129种，占世界总种数的16%；裸子植物237种，占世界总种数的24%；被子植物28996种，约占世界总种数的10%。中国共记录有2914种陆生脊椎动物，包括两栖类408种，爬行类461种，鸟类1372种，哺乳类673种。其中特有种641种，占总种数的22%。

第三，生态系统多样性。它主要指生物群落与生境类型的多样性。多样的生境条件孕育着多样的生物个体与种群，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类型。在生态系统中，无机环境为生物的生存提供了物质与能量基础，各种类型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生物个体或种群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采用不同的营养与能量利用方式，通过千差万别的食物链网关系维持着区域乃至全球大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以及物种的持续演变和发展。因此，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生物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保证。

20世纪以来，人类对地球形成“主宰”态势，人类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加剧，给生态系统功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直接威胁包括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不可持续的天然资源的充分运用、扭转全球生物循环、污染和国内外环境问题。自1970年以来，全球物种平均丰度下降了44%，涵盖长期时间框架下的多个指标显示，生物多样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并且自1900年以来，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加剧。在短期内，纵使竭尽全力遏止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取得了成果，也并不能解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人类发展造成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根本在于人口增长和过度消费，并且源于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发布报告称，现在大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遭受灭绝的威胁，其中许多物种会在几十年内灭绝，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反作用于人类，那将会构成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人类文明的迭代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等几个发展阶段，现在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交汇期。

原始文明时代，这一时期人类的潜能和本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因此，人类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屈从于自然，在原始文明的早期，人类几乎和其他动物一样不自主地将自己融入自然界之中，其物质生产活动依赖简单的采集渔猎且“听天由命”的同时，也保持着对自然的崇尚和敬畏。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进入了“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自然物质形态”的新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具有改变自然的能力，铁器随之出现，并通过大规模的驯养动物、种植植物，改变聚居区域的自然环境，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的主体意识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得以逐步确立。

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的大爆发和飞速进步，赋予了人类越来越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物质文明，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理念，征服取代敬畏，日益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哲学。人类对大自然态度的转变，使得人类开始更加随心所欲地开发、使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不断加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生态文明时代，需要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保护与发展的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价值，就是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积极拥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新经济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体现了新的系统观。

工业文明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业文明的大发展，极大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满足，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无序利用以及不负责任排放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及其引导的对利益的追求，一方面使得符合其利益需求的产品大受青睐，消费主义盛行，过度消费所带来的浪费行为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则导致地球资源消耗不断加剧，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约有300（500）万～1000万种生物，被人了解和命名的不过150万种。其中，高等植物大约27万种，但已经灭绝和受到威胁的有1.4万种，近年来已经猛增至2.5万种。严重的是，每灭绝一种植物便有10～30种包括动物在内的异养生物随之灭绝。实际上，目前有67％的脊椎动物都是由于无家可归、无食可觅而面临绝境的。以鸟类而论，从1600～1800年的200年间，只有25种灭绝，但从1800～1950年，仅150年就灭绝了78种。1975年和1986年的资料显示，全球已经有1000种以上的脊椎动物濒临灭绝，在前西德、荷兰、奥地利和西班牙，有40％以上的哺乳动物生存受到威胁。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中国的物种灭绝情况也大抵形似。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很大压迫。新中国成立初期亟待解决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森林砍伐、湿地开发、过度捕捞、污染排放等问题逐步积累，大量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迅速。这也使得我国未能完成联合国千年计划的“7b项任务”，即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放缓。这项任务也是共同签署该计划的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物种保护”是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环保意识觉醒以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重要内容。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三个层次，但广为公众所认知的，是对动植物的保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物种层面。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物种层面的数据统计上，体现得尤为直观，更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某个物种的丧失，与人们的行为更加密切或者说更具情感冲击力，也因此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比如，藏羚羊在20世纪被大量盗猎以谋取私利，使得该物种种群数量迅速下降以致濒危，根据真实故事和现实状况改编的电影《可可西里》聚焦了野生动物保护人员与盗猎分子的艰苦斗争，这一影视作品引起了人们对盗猎分子的痛恨和对藏羚羊生存现状的担忧，进而也推动了对该物种的保护。

相较于物种的丧失，生态系统的丧失往往是“蚕食”性的、渐变性的，虽然其后果非常严重，但后果往往呈现为前期破坏的不断累积，具有滞后性，因此，在破坏之初往往容易被忽视。如河北省一些地区，人口密度大，因人民生产生活和京津冀核心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长期过度开发利用造成地下水超采严重，使得部分区域地面沉降范围不断扩大，湿地面积不断减小甚至消失，生态承载力已临近或超过阈值。

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则因其“不可眼见”性，公众对其理解则往往需要通过对物种的认识和丧失来体现。

生物多样性概念产生于20世纪后期，虽然联合国自《生物多样性公约》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全球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但其复杂、综合且交叉的属性，也使得公众对其认识和接受程度进展较慢。在具体的保护焦点和举措上，往往也更倾向于通过物种保护这一见效快且更直观的方式来采取行动，希望通过对单一物种的保护，进而带动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使得工业文明时代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多地聚焦在物种多样性保护层面。

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依然处于由资本主导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之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交汇期，虽然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不合理排放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依然在不断累积，而以物种为重点的保护策略难以与之抗衡并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

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积极寻求、转向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工业文明时代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工业文明模式下的政策、制度、规定以及其指导下形成的具体举措，体现在经济建设发展中，则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一定阻碍。

工业文明时代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的对立面，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积极寻求、转向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爱知目标”的执行情况来看，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仍然缺乏系统性的解决策略，还需要世界各国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提高重视，落实“主流化”，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统一规范高效的保护机制及保障资金，明确生物多样性在生产、生活空间中的地位，打通自然保护成果与经济利益的转化渠道。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实现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型依然任重道远。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山水林田湖系统管理制度缺乏整体性、系统性、高效性。二是法律和政策体系尚不够健全。以资源保护法为主，开发利用监督管理法薄弱。缺乏体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理念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有效的财政保障和生态补偿机制政策尚未建立。三是没有建立严格的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在具体工作方面，也存在资源禀赋不明、状况变化不明、保护网络不健全、保护基础设施薄弱、保护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实现中国生态文明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从而制定更具全局性与前瞻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加强推进。

社区保护地填补政府保护区空白。虽然由政府指定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区的面积近年来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人手不足、资金不足，以及面对诸如入侵、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森林开发和采矿等外部威胁的困境，现有系统的保护效率低下。在被评估的保护区中，只有20%～50%得到了有效管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批准的绿色名录，以及正在进行的中国国家公园等，亦不能消除上述不足和矛盾。其中，边界范围和保护功能的不明确，导致日常维护储备以及监督执法困难等关键问题，关于所有权纠纷的不断增加，侵占和改变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亦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严重威胁着对自然生态系统和濒危动植物的有效保护。此外，财政资源不足和投资不均衡也影响了保护工作和绩效。

针对上述情况，加强社区保护地的建设，是可以填补中国现有保护区系统管理空白的一项积极举措。对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会）已开展持续5年的实践——在全国各地建设180多个“绿会保护地”，并由非政府组织（NGO）和志愿者来维护与管理。初步结果表明，该方案有可能成为目前保护制度的有效、低成本、由人驱动的、非官方的补充。

“绿会保护地”制定了一套快速、有效、低成本的方法，汇集了广泛的参与者来确定、建立和管理保护地，这些参与者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众成员。保护对象包括动物、植物、不可移动的文物、古树、自然奇观等。如果需要申请加入绿会保护地体系，可以通过向绿会提供保护对象的描述、详细的保护计划和保护工作负责的人员，包括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威胁的紧迫性、当前保护状态、后续保护计划的可行性以及首要负责人与参与团队情况等，在经由绿会指定的专家委员会对完整的申请进行审查和接受后即可在绿会支持下开展保护工作。这些支持包括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资金筹集、公众宣传、教育计划和活动的规划与发展，以及努力与其他机构建立协同作用，以促进保护工作等。目前，“绿会保护地”体系已经与政府的保护体系形成了有效互补。

以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Our Neighborhood,BCON），指的是在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尽量通过减少对自然和野生动植物的干扰，来减少人与野生动植物的冲突，其核心关键词为“邻里”“保护”，强调创新保护机制和行动，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生活和自然野生动植物繁衍栖息不受影响，避免引发人与自然的冲突。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人类活动已经越来越多地与野生动植物密切联系在一起。2021年云南亚洲象北迁事件的发生，与人类活动不断割裂与压缩大象保护区，使其迁移和食物来源受到影响密切相关。

做好某一区域、行业的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方面，可以对某一区域生态系统综合情况、某一行业现行状况的科学分析和评估，形成某一区域、某一行业的详细BCON指南，用以指导区域或行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收集并评估地区、企业、个人已形成的保护与协调发展的案例，作为BCON案例进行效果评测，并作为指导性案例进行分享，进而引导更多团体和个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截至2022年1月，绿会已开展BCON评估1例，收集案例56个，均取得积极反馈。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bS）的基础上与人本解决方案（HbS）结合。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现在正在发生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这是目前为止最特殊的一次，究其根本，在于这次生物大灭绝的导火索是人类自身。如果将地球45亿年的历史等比例压缩成24小时，那么恐龙在地球上只生活了10分钟，人类则从300～400万年前最早诞生的古人类至今，总共在地球上生活还不到2分钟，但这“2分钟”却影响深远——生物多样性丧失在地球46亿年历史中不断发生。今时不同往日，当下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之快，主要因人而起，改变了以往以自然规律主导的格局。因此，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也应该从人入手，通过改变人类自身行为方式和由人类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基于人本的解决方案相辅相成，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 NbS）主要是指人类在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保护和持续性管理、修复自然或改善生态系统的行动，进而让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有效发挥，以高效解决社会难题，减少碳排放，以帮助人和动物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基于人本的解决方案（Human-based Solution, HbS）主要指人类自身通过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从主观意识出发，选择对生态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进而推动市场和资本作出更加尊重自然的改变。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通过改变人类行为，包括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全民参与、人人有责”的氛围，最终真正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如资本推动物质种类和数量的极大丰富，催动产品不断更新迭代，为了消纳这些，节约和耐用变得“不合潮流”，大量非必须、不必要的消费被鼓动起来——最终，消费端和应用端不断为资本的利润追求买单。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垃圾围城、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实现HbS需要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从自身的改变做起，践行循环利用，选择低碳生活方式——通过每个人行动的改变，来倒逼企业及其背后的资本作出转变。

实现HbS应践行以下原则：节约原则，节约是最大的环保。通过减少浪费，譬如，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随手关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等，减少非必要不必须的化石能源消费，以此减少碳足迹；差异化原则，例如，充分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又如，尊重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权，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一项重要改变则是外卖平台已经将是否需要一次性餐具的消费选择交回到消费者手中。有了差异化的选择，就会推动每个人的改变，甚至会推动行业和企业的巨大改变。

构建区域全面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RCAB）评价体系。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每年要对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评价，结合每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进行具体考核。目前，生物多样性评估，主要采取的评估系统有基于GIS和基于GEP的生态产品评价系统。但这两个系统都存在不足之处：GEP生态产品评价系统，是在核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及其价值总和的基础上进行的区域生态环境评价，是以人为核心的生态环境评价体系；GIS生态环境评价系统，则主要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指标进行监测评价，更倾向于以工业指标或产业指标对生态环境进行评估。但无论是以人为核心或以工业指标为基点的评价体系，都不足以评价一个区域真正的生态环境状态。

为建立更加科学、直接的生态环境指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出建立区域全面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Biodiversity,RCAB），即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出发点，现有相关指标为基础，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核心，综合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体系。

区域全面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RCAB），摒弃了传统的以具体评价对象得分高低来评判环境好坏的方法，而是依据生态系统类型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赋值与评价。因为每一种生态环境类型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价值，是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衡量的。RCAB的重点是以区域自身的生态环境类型作横向比较的同时，进行时间轴上的纵向比较，在动态中去衡量或评价生态环境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生态环境评价的真正目的，为生态环境的修复、维护和开发及时提供依据。

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均密切相关，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许多物种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水、大气、土壤等因素的轻微变化，都会导致其种群的减少和灭绝。同样，人类不恰当的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因此，生物多样性是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直接体现，是指示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区域全面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RCAB是在新的世界生态环境状态下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也是生态环境的风向标，更是“绿水青山”可持续发展的依据和保障。

我国正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没有绿水青山、缺乏生物多样性的文明无法称为生态文明。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样，传统的保护措施已经无法应对中国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生态文明时代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作出最新的研判和创新举措，真正助力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保护力量相结合，形成保护合力，为“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借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王静、胡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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