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启蒙是在第一次启蒙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第一次启蒙的反思。两次启蒙均与科学密切相关。第一次启蒙得益于十七到十九世纪的科学巨大发展取得的成果，但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第一次启蒙所倡导的世界观开始自相矛盾，到了二十世纪，这种矛盾变得尤为突出。二十世纪仍然执念于第一次启蒙的世界观，就如同十七世纪仍相信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一样。这种执念让很多科学家拒绝接受伽利略的发现，一如当今诸多科学家依然拒绝正视解释现状的证据一样。

通过笛卡尔和第一次启蒙运动，人类把自然视作征服、利用和控制的对象，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化和系统化的论述。人类成功地扩大了对自然的掌控。接受第一次启蒙观念的科学家，建立了摒弃目的因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然而，在另一方面，大众并未彻底相信这样的世界观，很少有人会认为家里的宠物一文不值，更不会将它们视为仅仅会运动却感受不到痛苦和快乐的机器。

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机械解释模式从来都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牛顿的天体理论是基于重力，而机械模式要求存在物理接触上的动力因。重力一般被视作相距遥远实体之间的互相吸引。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磁力研究中。这种机械模式试图通过物体之间的作用来解释磁力和重力，但亦从未成功。当今科学的主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虽然它们非常难以理解，但肯定不是笛卡尔钟表式的机械模式。

现代科学的世界观由笛卡尔首次提出，它肯定了所有自然之物的“物质因”是物质。因为所有实体均由物质组成，所以实体的存在不会受其他事物的影响。两个实体无法同时处于同一空间。一个较大的物质实体能够分解成为更小的实体。依此理论，科学家把物质不断进行分解，在对世界了解的深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科学家推测，现有理论可能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但他们未曾料到，这种解释似乎永远没有终点。曾经有人发现了一种非合成物，无法继续被分割，哲学意义上将其称为原子。当把分子分解，科学家以为他们得到了无法再继续分割的原子，从而证明万物均由原子组成的宇宙论目标业已实现，并得到了世界本原的终极答案。然而，当科学家无意间继续研究原子，发现原子也是合成物。这一发现原本并不能挑战当时的世界观，问题在于组成原子的部分并不是更小的静止物质。从根本上来说，世界也等同于运动中的物质。对于试图寻找宇宙真相的永恒不变的实体主义哲学，应该重新反思其理论的出发点了。

虽然第一次启蒙所推崇的现代世界观业已被许多当代科学家所证伪，但依然很少有人愿意放弃第一次启蒙引导下获取的数量庞大的知识，但它已经失去了原初“启蒙”的初衷，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

只要基于第一次启蒙的科学发现不被视作定论，坚信科学也是不断更新发展的学科，那么，随处可见的解释漏洞便是进一步探索世界的机遇。事实上，很多关于原子的观测并不完全符合纯物质模型。分子，尤其是活细胞分子也是如此。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未完全相信人可以简单化约为仅仅是运动中的物质。第一次启蒙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得到这一答案。第一次启蒙认为人类与自然完全不同，这种二元论是它的核心内容之一。可能有人会说，第一次启蒙在达尔文证明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时候不就已经结束了吗？

达尔文证明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笛卡尔的哲学必须进行修正：自然不仅仅是纯粹客观的物质机器。我们从未认为生命不过是一台机器，也相信科学家并未如此思考。

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自然就要包含感觉、思想、目的、自发性等主观因素。特定的某种动物代表了什么特质，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特质，都是无法让形而上学沉默的经验问题。组成世界的实体不是第一次启蒙所宣称的彼此分离的物质碎片，而更像是互相关联的有机体。

可惜的是，很多科学家仍然在思想上坚持第一次启蒙的机械论的观点，行为上参照第一次启蒙的二元论，他们就像他们的理论所要求的那样，把人当作“僵尸”一样进行研究。现代性的极度腐化让第二次启蒙的来临变得更加迫切。人类需要对世界有一个整全的和一以贯之的认识，以增强人类对彼此的关爱和对整个世界的关心。这种认识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观，能使人类对金钱的膜拜让位于对真理和幸福的追求。

幸运的是，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或曰过程哲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并开启第二次启蒙运动的进程。

（一）以事件为基础的有机哲学

王治河博士多年以来一直深耕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并首次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观点，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当然，第二次启蒙的新思想及其发展应归功于很多人，其中最完整细致的工作我认为是由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完成（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怀特海创立了“有机哲学”，将重心转移到生命。同样重要的，他还认为至高无上的是事件，而不是物体。从物理学来说，他将重心从质量转移到能量。世界由能量活动而不是物质性的原子组成。与现代主义者类似，怀特海认为无法继续拆分分析的能量事件属于原子层面，例如人类在片刻间获得的体验，以及当前已成为物理学重要话题的量子。每个能量事件都是一种合生。任何事件都不是分散独立的。每个事件都存在于当下，然后成为未来事件的组成部分。因此，怀特海认为现实事件或现实缘现（actual event or actual occasion）才是构成世界最基本的元素。

这种由实体哲学向事件哲学的重心转移对于印欧语系国家的人来说比较难以理解，但对于以综合性为特征的中国哲学而言，却是共通的。有趣的是，二十五个世纪前有一种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佛教。佛陀在沉思后悟出一切皆空：我们身处流动与过程之中，过程背后空无一物；组成生活的瞬息万变的经验中无我无魂。时至今日，佛教在印度的信徒并不多，但当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便很快被中国文化吸收、理解和认可。怀特海对实体的否定与乔达摩类似，比起印欧语系，中国文化似乎更容易理解怀特海的思想。

怀特海认为，每个能量事件都力图争取当前时空下的最佳结果，甚至可以说包含了“决策”过程。为了得到一个确定的价值，众多可能性必须被排除。事件的目的从宇宙的目的中衍生，以期获得最高价值。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反思地参与到这一目的中。与现代观点把价值从对事实的追求中摒除相反，怀特海认为每个事实都是价值的实现，每份价值都是一个事实，他克服了现代西方哲学中人与自然、身与心、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实体哲学带来的诸多问题，而二元对立思维与实体哲学恰恰是西方哲学的顽疾，也是当代世界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根源。

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中，事件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事件本身亦是主体，并且成为将来事件的客体。它既受过去事件的影响，又受其自身目的的影响并对将来的事件产生作用。作为主体，它具有主观特征，按照怀特海的理解，它主要具有吸引力和情感性。它旨在实现令人满意的情绪状态。在机械世界观中，每个实体都处在其他每个实体的外部，而怀特海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包括过去事件的特征，并且每个事件都参与构成未来事件。因此，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也称为机体哲学的原因。

对于一直困扰西方哲学的身心问题，怀特海并没有质疑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区别，而是主张没有任何事件是纯粹物理性的，也没有纯粹的精神事件。每个事件都部分是物理性的，这意味着它对过去事件的继承；每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神上的，这意味着它包含了选择的可能性。

（二）内在价值的等级

怀特海以事件为基本单元的有机哲学，是非实体主义的。它打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使世界成为具有内在关系的相互交织之网和情感的海洋。怀特海的思想与价值虚无的现代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怀特海而言，每一个事件在发生时都是一个主体，主体性存在的每种模式本身都具有价值。虽然怀特海承认内在价值的普遍性，但怀特海并不认为所有事件的价值都是齐一的，而是具有程度上的区别。

当我们在谈论价值时，我们基本上是以工具价值来衡量的，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对我们人类有用或有益。这是非常危险与不幸的，因为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之间的区别可能导致后者贬值。一般而言，内在价值尺度低的生物比那些单独地具有更大内在价值的生物对生态系统重要得多。例如，浮游生物对海洋比鲸鱼重要得多。显然，我们会牺牲大量的浮游生物来拯救鲸鱼。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在鲸鱼和浮游生物之间进行全面选择，就必须牺牲鲸鱼。这个决定很容易，因为鲸鱼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幸免于浮游生物的灭绝，我希望这一点是明确的。

当然，价值选择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什么情况下以动物为食或杀人是道德的？人类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与自然保持距离从而保护动物栖息地免受农业扩张的侵蚀？为了保护人类免受有害药物的侵害，对何种动物进行何种实验是合理的？什么时候应该消灭外来物种以保护本土生态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怀特海虽然主张价值的等级性，但并没有对价值等级进行绝对的区分。

（三）人类独特的价值与责任

对于怀特海和我这样的怀特海主义者而言，人类是自然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我也反对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并主张所有事件都具有内在价值。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由于我们的傲慢自负，给地球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希望在人的价值问题上多做一些阐述，从而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怀特海的观点。虽然怀特海反对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他并不反对人的独特性。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我们已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对人类特殊性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我相信，人类经验中实现的价值要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的价值更大。然而，我们越是能够欣赏海豚和鲸鱼的特质，我们就越明白我们经验中最有价值的特性总是基于语言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则是其他生物几近匮乏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其他生物的命运漠不关心，而是更应该深思如何处理我们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承担起人类独特的责任。

我们人类不仅有实现价值的独特潜力，也要为我们的能力（可能极大地加速和毁灭世界）承担独特的责任。虽然我们不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破坏环境能力的物种，但是我们的破坏规模比其他任何物种都大得多。在如今地球环境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单纯地呼吁人类减少自负，并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将我们仅仅视为自然界物种中的普通一员是不明智的。我们对自然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自然界依靠自身的自愈能力已无法愈合，而且为时已晚。我的主张是不要放弃我们的独特性与非凡的力量，而要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我们的方向，为包括我们人类这个非凡的部分在内的整体发展探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和我的美国过程同仁一直尝试着将 “生态”与 “文明”两个词联系起来，但最终还是中国人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获得了如此高的重要性。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生态文明”作为“千年大计”的国家。在其他国家，虽然一些民众和团体已将生态文明视作人类发展的目标，但并没有像中国这样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和地位，甚至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写入了中国宪法。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生态文明可能会成为衡量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从一开始，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就存在着温和的理解和激进的理解之分。对温和派来说，生态文明意味着与大多数文明不同，要更关注自然环境并努力保持环境健康。在这层含义下，生态文明主要是一种附加品。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学习现有课程之外，还会接受尊重自然的教育，教育他们把自己视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一部分。在经济学领域，生态文明意味着把自然环境的提升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衡量因素。简而言之，在生态文明中，人类会把环境视做幸福的重要因素，努力减少空气、水和土地污染，减少浪费，增加循环利用，保护野生环境。

我们知道，这些并不容易做到，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生态文明将持续受到由现代思想和体制塑造出来的利益集团的压力。这些利益集团要利用因为保护野生环境而无法入手的资源，他们通常位高权重，其声音可以盖过真心想要塑造生态文明的力量。在中国，虽然商业的力量日益壮大，但政府仍保有控制。中国政府的承诺可以一锤定音。可惜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政府更多的是服务资本世界而不是控制他们。

迄今为止，西方政府连发展生态文明的伪装都未曾有。他们的确尝试减少空气污染，提升直接影响国民福祉的其他环境因素。而且某些公司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源枯竭和消费者贫困会损害商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功仍然由当前短期数据来衡量。

鉴于上述原因和个人主义信仰的根深蒂固，有观点认为温和道路行不通，要建设生态文明势必要求激进变革。这包括将“进步”定义为对人类共同福祉的追求，将“生态文明”定义为对整个生命系统意义的追求。这就是对生态文明激进的理解。

这种对生态文明较为激进的理解，与“整合生态学”（integral ecology）的含义基本一致。“整合生态学”的目标就是实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它认识到在漫长的数千年来，人类把自己置于自然之外，自然仅仅是人类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它认为，我们应当发展全球性的生态文明，把人类视作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要求回归本土居民的世界观，明显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改变。对于本土居民来说，人类不应为了一己之便就去改变自然，而是应当感恩接受，不伤害自然在未来持续提供资源的能力。人类应当按照季节安排生活，比如食物。过去数万年来，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存在，今天，这一切被工业文明终止了。

从定义来看，工业文明扭转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控制水流，而不是适应河流流动；种植植物而不是任由其自由生长；建造高楼，开发独属环境；储藏食物便于任何时候享用。新发明不断产生，人类和自然其他部分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为了珍惜工业文明出现之前祖先的智慧，减少对自然的进一步破坏，我们急需发展生态文明。

一些人认为，“整合生态学”和“生态文明”概念都是矛盾修辞，也就是说，这两者都是自相矛盾的。怀特海哲学所倡导的这些理念，根本不可能实现。从直观而言，他们或许是正确的。为了养活大量人口，人类势必需要依赖科技进步，用各种方式操控自然。我们能够追求的，是利用新知识寻找方法来创造新型生态理论，改进旧理论。

这种进程已经体现在农业中。现代农业需要把废弃物埋入地下，但我们已经掌握了技术，能够重建土壤，增加收成。土壤中的生态将融入另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态环境中，而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当我们成为更广阔生态中的一员时，生态本身就会被改变而不是被摧毁。生态文明绝不是无法实现的矛盾体。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需要的变化比这种优秀案例要激进得多。我们不仅需要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添砖加瓦，还需要进行整体的变革。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可持续地生活，可持续地与自然建立联系。整合生态学研究将取代经济学现有的位置。整合生态经济学对经济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 Anielski）所著的《幸福经济学》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发现，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把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但财富与物质的增长并没有增加人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幸福感。我认为，当经济增长对人民的福祉无益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对人类福祉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组织方式。

经济学目标要实现根本性转向，我认为就必须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对个人主义的执念转向对共同体的欣赏。我们都应该明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水平上，个人幸福更多的来自人际关系，而不是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就这点而言，中国人重视人伦并将其作为幸福的追求目标之一就远比西方追求个人价值实现要合理得多。不幸的是，现代思想使经济学家误入歧途，他们忽略了合同和交换以外的人际关系。造福人民的途径通常是提高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质量，但今天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经济思想已完全摧毁了共同体的重要性。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对共同体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拒绝经济增长。通过增加淡水、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的供应，许多共同体得到了改善。但是，强迫人们离开共同体以找到工作的机会却很少能增加人们的幸福。在人类命运的这个节点上，只是“为了人类幸福的经济学”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安尼尔斯基理解的那样，人类的幸福离不开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生态文明需要一种能够繁荣整个生物圈并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

随着第一次启蒙的弊端的日益凸显，第二次启蒙与生态文明的呼声越来越高。要走向生态文明，就必须对第一次启蒙的思想进行彻底的反思，并由此建立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也就是说，第二次启蒙将为构建生态文明开辟道路，为生态文明奠定理论基础，而生态文明则是第二次启蒙思想理念的现实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克服第一次启蒙的弊端，将整个地球和人类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引导人与自然走向可持续发展。

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将如何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进程，我对此非常关注，尤其是它将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我在文章前面部分已择其要点陈述了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接下来我主要从经济、教育和共同体等方面阐释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点。

（一）经济应着眼于生物圈的繁荣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最重要的革命。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业模式在全球在各个领域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最终，农业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率的提高（定义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在世界各地都已成为常态。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与资本全球化成了各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工业化提供了理论支持。经济学家解释了工业化的优势，并支持工业主义者的工业扩张：不仅工厂生产，而且整个经济都应该“增长”，即以人均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程度。他们是工业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的坚定拥护者。

虽然工业化从一开始便给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污染，我们还是希望经济学家能正确处理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但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和理论是基于工业社会并为工业社会服务的，所以他们从未真正正视过这一问题。如今，全球变暖的严峻事态要求我们必须以生态经济学取代工业经济学理论。但是到目前为止，生态经济学依然被排除在工业经济学理论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经济学家仍然是各地经济增长的啦啦队长。他们被现代世界观深深地吸引而不能自拔。

幸运的是，主流经济学界之外的其他有识之士正在竭力发展侧重于规模问题的生态经济学。他们指出，人类经济是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只要自然经济受到限制，人类经济也必须受到限制。

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再是个人主义，而是共同体；生态经济学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追求经济无限制的增长，而是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同繁荣。我认为两者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目标发生转变，我们才能打破金融机构对产业和政府的控制，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地方经济鼓励节俭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增长。它们不需要依靠增长来解决穷人问题。相反，地方共同体将共同承担共同体成员的工作需求和那些无法工作的成员的基本需求。当代社会以剩余商品作为衡量生活的标准，在生态地方共同体中，我们以共同体的生态生活作为衡量标准。

（二）教育以获取智慧为目的

教育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方式，怀特海对教育的思考与其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中，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学校可能将不复存在。现代世界观已经塑造了教育，并通过它所塑造的教育传播自身。由于这种世界观内在的局限性，它已令现代社会误入歧途，所以当代的教育方式是弊大于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教育一无是处，它们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是总的来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破坏地球维持生命的能力，进而对人类自我毁灭的作用远大于为人类摆脱这种命运而做出的贡献。

问题不在于早期的教育。在幼儿园，老师关注孩子及其健康成长。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学校教育的目标便迅速转移到支持和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主题和技能上。鉴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组织关系与秩序，对技能的关注与培养无可厚非，为孩子进入社会做好技能准备似乎也是合理的，问题在于这种教育只为孩子参与经济活动而做准备并将其作为唯一目的。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我认为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是荒谬的。当前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国家，无论其经济对环境的破坏性变得多么明显，都未曾思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研究型大学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可用的信息量，但对于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它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指导，因为它们认为价值是中立的。而高昂的研究经费主要由资本控制，所以研究的方向和受益者也由资本掌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几乎不批评现代世界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导致了如今注定走向崩溃的极端的无止境的发展。它很少或根本没有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社会和经济变化。

在我看来，目前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并不是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在这里，我提供几点个人的思考并说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的习惯和积极讨论的参与能力，而不是死板地上课，或许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

我认为，如果学习的内容能满足个人兴趣和好奇心，学习会更加快乐、快速，对知识的记忆也会更长久。应当减少或者去除强迫性的学习。我们可以提供不同门类的课程，组织学习小组，让学生们互帮互助。有些学生可能喜欢代数、给奶牛挤奶、修电脑、园艺、擅长打棒球、唱歌、表演，或者能组织小伙伴参与社区服务，捡垃圾进行回收，这些才能和领导力都可以记录在案。

“年级”和“毕业”这种说法可能不复存在。考试没通过，只说明孩子现在还没准备好，暂时无法拿到证书。不存在“失败”的概念。成年人也可以继续取得证书，公司可以根据证书判断对方是否能力合格。

我希望当我们设想生态文明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思考。我们不应被现实束缚。现实不一定代表我们只能做到这些或者只能这么做。怀特海主义的愿景是将智慧作为教育的目标。当然，每个社会都需要为青年人做好准备，使其参与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同时，我们也需要进行多方面研究的机构，并且年轻的下一代可以很好地持续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迫切需要寻求智慧并鼓励青年学习获得智慧的学校。

在早期，对智慧的追求一直伴随着对个人发展的关注。至少对于怀特海主义者而言，智慧是成熟人的重要特征。在过去几个世纪，高等教育更多地针对个人发展，包括智慧，人们认为文科在这些方面是有益的。如今，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不断被削弱。虽然有些文理学院仍鼓励一种不符合“学术研究”的思维，可悲的是，他们很难找到没有被学科研究局限的理想的导师。

人类文明的延续离不开教育，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需要改变当前的教育方式、方法和目的。王治河和樊美筠博士在《第二次启蒙》一书中所提出的 “后现代有机教育”“厚道科学”“道义民主”“深度自由” “后现代有情法”以及“和者生存”等诸多浸透着中西智慧的概念，使我对中国文化的智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希望中国能避开业已被西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道路。

（三）每一个地方共同体都应成为更大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全球经济的崩溃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机构的经济危机都将迫使人们不得不依靠当地资源。如果它们仍以超支地球资源发展全球经济而不寻求其他转变，那么人类的前途将非常黯淡。我旨在鼓励从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的视角为它们提供其他选择，也就是大力发展地方共同体。

当民族国家兴起时，其目的是建构共同体。各国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国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公民希望国家对他们的福祉承担一些责任，同时也愿意为国家承担相应的义务。

就民族国家而言，欧洲组织是现代性崛起的一部分。为了加强民族共同体，虽然它削弱了当地共同体和基于宗教身份的共同体，但是大部分经济仍然是当地的，地方共同体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它极大地削弱了地方经济，并增加了国家内部的流动性。当地共同体失去了很多重要意义，直至失去作为共同体的职能。第一次启蒙思想所鼓励的个人主义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种个人主义如今已成为民族共同体的对立面。经济精英不再强调自己的国籍，而更愿意将自己归属于财富和权力的跨国共同体。当前的全球危机是人类进行反思的机遇，使我们意识到共同体的重要性。特别是面对严峻的共同问题，我希望人们能首先认同当地共同体，并通过共同体的努力解决问题从而建立新的生活。

在一个共同体中非常认同自己的个人，可能会认为其他共同体是实际或潜在的威胁，这是我所展望的地方共同体首先必须要克服的问题。我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很容易形成，而“他者”也非常容易被否定地理解。由地方共同体组成的世界都面临着重要资源稀缺的问题，这很容易产生暴力冲突的危险，而这样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也不是生态文明需要的。

我所阐述的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地方共同体，是将尊重和欣赏其他共同体及其公民作为其基本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共同体遭受自然灾害，其邻居将向其提供援助。竞争不一定只具有破坏的含义，它也可以是互助式的，只要它包含在更广泛的尊重与合作范围内。因此，我理解的共同体的目标并不只是建立健康的、强大的当地共同体，而且必须有共同体的共同体，使当地共同体成为更大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克服了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政治结构才是可持续的。在现代世界中，个人主义不仅侵蚀国家层面的共同体，而且侵蚀地方层面的共同体。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则推重有机共同体思想：只有与他人共同生活，个人才能成为健康的人。与工业文明往往剥夺人们的权利相左，生态文明则赋权给人民。工业文明倾向于切断人与人的联系，而生态文明则鼓励人们在小型社区共同体中相互帮扶，同时也鼓励不同的社区共同体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合作。工业文明鼓励竞争、跨国流动，而生态文明强调在彼此共有的社区共同体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美国，数百万群众参与游行，呼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他们的努力推动了国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过了一些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然而，旨在边际变动的势力成功分裂了这一运动。老布什总统称，我们的确想要可持续性，但需要持续性的是经济发展。自此之后，美国政府再也没有努力发展我所希冀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可喜的是，在政府之外，民间组织和个人的努力却从未停息。我坚信“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核心要点，而中国政府是唯一采用这一理论并使其产生政治效力的政府。

为使中国屹立于现代世界，中国采纳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特别是对科技的推重。然而，正如怀特海早已洞见到的：倘若“现代”世界，即第一次启蒙之世界，已穷尽自身之创造力并成为阻碍科学真正进步之障碍，那么，采用相关世界观之理由便不复存在。再者，倘若真如怀特海所言，科学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基本世界观，与其说接近第一次启蒙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因此，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就变得极其重要。以此观点来重新思考现代科学研究所勾画的世界，也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我认为将其称之为后现代科学也毫不为过。当然，世界观一变，其他的一切也会随之而变。我之所以突出科学，乃其为中国当初之所以采纳第一次启蒙思想的主要原因。

欧洲的启蒙运动及其在中国的流行，均超出了科学与技术的范围并涉及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第二次启蒙运动的首批成果，也极有可能出现在这些领域。当代世界正处于动荡时期，许多领域的陈规陋习将分崩离析。较小的社会结构中将会涌现出新的生命并导致更大社会结构的瓦解。新的现实际遇呼唤一套有别于第一次启蒙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第二次启蒙的理念确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建设一种生态文明的话。我不会活着看到这种巨大的变化，但我很幸运地看到中国，这个注定要引领世界的国家，对过程哲学、对第二次启蒙和生态文明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和奉献。我对此深表感谢，并祝福中国在开启新文明形态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