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在拓展课堂教学、丰富学科智识、加强国内国际环境法学交流与合作。本次系列讲座采取邀请国际领先环境法学者担任主讲嘉宾，国内环境法资深学者、中心青年环境法学者与谈的组织形式，以中英文双语开展。绿园论坛坚持跟踪环境法国际发展动态，自2019年创设以来，共举办了四期国际前沿讲座活动，逐渐成为国内外环境法学科交流的桥梁。

2021年12月19日，Nicholas Robinson教授为论坛做了“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以生物多样性为视角”主题报告，这是本季国际前沿系列讲座的第三场。

Nicholas Robinson教授是美国佩斯大学the Gilbert＆ Sarah Kerlin席位环境法教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创始主席、名誉主席。他是美国最早开设环境法的教授之一，曾任美国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法律顾问，曾为联合国多个机构和国际组织提供法律服务，参与联合国组织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2005-2007年任中国-GEF防止土地退化法律政策能力建设的国际专家。2021年7月IUCN 新设以他名字命名的“Nicholas Robinson环境法杰出贡献奖”表彰全球环境法治楷模，弘扬他推动国际环境法治发展的卓越贡献。

Nicholas Robinson教授围绕“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健康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一观点，从生态学、流行病学再到环境法进行了详细说明。具体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所有的生命都在共同进化，我们属于大自然并生活在大自然中。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再次警示我们，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与福祉都有着内在联系并深受人类活动影响。但是政府在努力应对新冠病毒时却完全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二是从当前流行病特征来看，生活在健康生态系统中的动物是病原体的宿主，人类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导致了更多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病毒在人类之间的迅速传播。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使我们面临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标准来发现、识别和限制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优先处理流行病学事项，扭转4000年破坏自然的传统。三是环境法是应对流行病的政策和工具。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制度都为保护自然栖息地发挥了重要作用，环境权、注意义务等法律原则更多地用来指导和推进环境法治，气候变化法律也为维持健康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提供了生态条件。但是从长远角度看，未来应该推行更广泛的“同一健康框架”，关爱地球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恢复力，这是当前和未来人类健康福祉的重要保障。Robinson教授最后指出，我们应该铭记大地伦理给我们的启示，智人的角色不该是土地群落的征服者，而是土地群落的普通成员和公民。

Nicholas Robinson教授演讲的中英文课件，关注本号，发送“202103”可获取。

周晋峰博士、梁文婷博士和王萌博士分别做了与谈发言。周晋峰博士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世界环境法委员会”（WCEL） 委员，有着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经验。

周晋峰博士结合Nicholas Robinson教授的发言主题进行与谈，从“为什么要生物多样性、为什么要生态文明”的角度，结合我国环境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向大家讲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周博士强调，历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时刻在警示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就等于保护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环境健康、公共健康密切相关，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和全民助力执法等方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事业，实现人与自然的“同一健康”。

第二位与谈嘉宾是北航法学院梁文婷博士。梁老师感谢Nicholas Robinson教授富有启发的演讲，结合本周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已经扩散至77国的严峻形势，即便我们仍处于此次新冠疫情中，Robinson教授对下一次疫情爆发的担忧是很必要且具有前瞻性的。梁老师结合中国自疫情开始到现在各省的统计数据，类比说明病毒变异历程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保护措施和立法历程的关系，回应了Robinson教授讲座中的“One health”“同一健康”理念。

梁老师提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从部分到整体、由各要素保护到系统性保护的完善过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虽然没有完全一一对应的“one health”这个词，但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非常丰富的智慧，诸如“物物相关”、“天人合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词语表达了相同的理念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在这样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之下，中国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已做出非常多的实际行动且保护了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在维护重要物种栖息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制度措施方面，中国政府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和系统治理，从2018年开始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在立法上，中国也从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方面不断修订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和相关的刑法等部门法，从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为生物多样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位与谈嘉宾是北航环境法博士后研究人员王萌博士。王萌博士结合Robinson教授的演讲主题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进行与谈。在对我国目前疫情现状进行简要回顾后，王萌博士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顺从和迷信、依赖与利用、征服和改造再到当前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事实证明，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只有承认自然内在价值、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才是人与自然正确相处之道。

“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自2013年首次提出后得到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认可，随后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建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政策要求。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自然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力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应该用整体性思维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也是环境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随后，王萌博士以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议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体”为例，归纳总结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六个要素，分别是整体主义生态观、国土空间优化利用、环境保护和优先原则、自然恢复为主原则、生态红线制度和国际合作。最后，王萌博士向Nicholas Robinson教授提出两个探讨性问题，一是合作要有伦理基础，能否将伦理作为环境诉讼的法律基础？二是同一健康框架至关重要，如何确保其在法律上的实施？

在问答环节，Robinson教授首先回应了王萌博士提出的两个问题：自然的恢复力的保护需要强制执行，仅仅保持恢复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加强恢复力的执行，以便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不仅是为了人类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然。Robinson教授认为，基于伦理基础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积极和优先考虑伦理基础。一些经济部门并没有考量伦理基础和生态环保的方法，而是像工业文明时代一样，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在改变。现在，要使伦理基础在环境诉讼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应用一些法律原则，比如环境权、自然恢复原则、保护优先原则等。Robinson教授认为，大多数法院通过制裁和追究责任来解决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能达到修复自然的目的。自然的修复还需要人类的帮助，我们需要学会与自然共存，这就是“同一健康框架”的价值之一。我们的健康条件会发生变化，例如，气候变暖问题，导致整个城市和乡村的气温上升，我们需要植树，基于自然解决方案来达到散热的效果。那么，我们如何在法律上保障同一健康的实施呢？最佳方案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我们在做出行动前需要考虑该行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然后找出这些影响因素的替代方法或是能够减轻的方法。

Nicholas Robinson教授在与谈期间对线上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答复。有线上与会者提问：“如何通过个人（与政府不同的主体）来拯救生物多样性，并为所有生命培育一个共享的社区？”Robinson教授回答，个人可以在城市和住房中植树并培养健康的自然环境，可以采取保护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食用野生动物制品等行动。

有线上与会者就如何防控极地地区病毒Robinson教授和周博士请教，Robinson教授认为随着气候变化，苔原的融化，一些病毒和细菌可能会出现、如何避免影响融化的自然区域，保持生态系统的健康，也需要开展很多研究。周晋峰博士回答，我们应该找到一种与病毒共存的方法。对于极地地区来说，病毒一直伴随着我们存在。如果我们能让它们独处，就能减少入侵，减少干扰。这才是好的。北航现场参会同学也积极提出问题，在我们对自然界了解甚少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快速、高质量的发展，同时还能拯救生物多样性？Robinson教授的回答是，我们对自然界有很多了解。当我们使用环境影响评价法时，需要收集相关信息并将其应用于未来行动。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践行生态文明。人类对700,00种病毒知之甚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保护自然来弥补我们的无知，让这些病毒留在野生动物身上，而不是蔓延到人类身上。这就是生命的共同体。由于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也就需要推广像恢复力这样的想法，通过它来适应病毒的任何情况或行为。

主持人杜群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

杜群教授首先对Robinson教授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大家做公益讲座表示衷心感谢，并以亲身经历高度赞扬了他在国际环境法治和环境法教育推广方面的卓越贡献和成效。杜教授回顾了她与Robinson教授近25年的友谊和合作经历。杜群教授1997年作为受训者入选参加Robinson教授领导策划的，亚洲开发银行（ADB）、IUCN和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全球高校环境法教师培训项目，这个项目极大鼓舞了发展中国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从事环境法学的热情，并通过环境法技能培养凝聚了环境法教师的专业向心力，自己从中深深受益。在后来，Robinson教授创设了IUCN环境法学院，担任首任院长，持续推进国际环境法学教育，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给予大力支持，积极促成2004年、2009年IUCN环境法年会分别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在武汉大学举行，促成IUCN环境法学院在2009年与武汉大学环境法所合作建立了IUCN环境法学院“培训培训者”基地。同时，在武大环境法所承担GEF-OP12土地退化防治法律政策能力建设项目中——此时杜群教授担任该项目总协调员、武大环境法所副所长，Robinson教授受邀担任国际专家，亲赴青海等地担任培训导师，为项目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杜群教授与Robinson教授在国际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杜群教授希望在疫情结束后，Robinson教授能够到北航授课，游览学院路最美丽的北航绿园。

接着，杜群教授对Robinson教授本次演讲和本次讲座进行点评和总结。她首先点评选题。Robinson教授的主题，非常接地气又极具前瞻性，紧紧结合疫情时代背景反思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法治问题。他所提出的议题并不仅局限于法律层面，更是一个关涉全人类生存利益的基础性问题。他回顾了上世纪环境时代发端时期自然保护启蒙思想家关于人与自然的重要思想、经典著述，旁征博引，视野辽阔。尤其把疫情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问题，提升到了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然保护启蒙时期和六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时期相提评论的高度，警示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已经到了威胁人类安全的新阶段，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Robinson教授对此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归纳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同一健康框架”，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异曲同工。这应该也是Robinson教授在很多场合盛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之一吧。其次，杜群教授点评了Robinson教授对实现“同一健康框架”提出的法治方案，赞同他提出的恢复力原则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具有可行性。Robinson教授一直在倡导恢复力原则，这是一个在《全球环境公约》（草案）中规定的崭新的环境法原则，已经被许多国家的环境法采纳。恢复力原则强调自然的健康维护及其永续繁衍的问题，是人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必须遵守的底线原则，在构建人与健康“同一健康框架”中有着重要意义。Robinson教授强烈呼吁，对环境法制度中的王牌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行创新。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主要围绕环境行为对人的影响开展评价，是仅以人类的健康为中心。“同一健康框架”要求把评价重心进行转移，或者说“去人类中心化”，不能仅局限在人类利益本位、关注人类健康，而应该把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拓展到自然生态、生物健康和人与自然的整体健康，这个观点富有创新意义。

杜群教授对几位发言人倡议的关注对青少年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的培养深表认同，这将会影响未来环境法治的有效实施。周晋峰博士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机理，对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挑战、如何把生物多样性作为主流化纳入日常生活和生态保护等内容的说明，内容丰富。他与谈中认为，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今天，有必要在“同一健康”框架下将分散在各单行法中的规定进行系统化整合，推进生物多样性立法，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纳入其中、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立法，关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个方面，也富有法治建设意义。

最后，杜群教授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感谢线上线下与会者的参与，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北航环境法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并宣布本次讲座和本季系列论坛圆满结束。线上线下全体与会人员进行了合影留念。

Nicholas Robinson教授演讲的中英文课件，关注北航环境法公众号，发送“202103”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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