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前不久，云南大象北上及回归之旅，展现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

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上，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期间，多家社会组织积极跟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称中国绿发会）先行捐赠100万元支持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并展开后续捐赠对接。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环保民间组织助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行动共识”。

社会组织已成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日，《公益时报》走访多个社会组织，倾听15亿生物多样性基金下的民间声音。

COP15大会中一个重要话题——生物多样性保护财政支持政策，让生物多样性保护获得了积极进展。

资金支持成为COP15大会中各方共识，发达国家出钱支持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

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认为，气候变暖、发展与保护冲突已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巨大挑战。首先，全球气候变暖对生物多样性带来挑战。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过多索取，砍伐树木等行为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发展与保护时常冲突。新建工程对生物多样性也带来挑战，通过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实际意义。

创绿研究院生物多样性项目负责人徐嘉忆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球环境的角度来说，不断退化的生态和资源态势是紧迫的，中国提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是向固有的发展模式发出了信号，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上的积极表态会将该信号传至供应链、价值链相关联的其他国家。

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环境与资源，更是因为新冠疫情加重了债务，对于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不利。

该基金的设立可以引导这些国家走上疫后的绿色复苏之路。徐嘉忆说，“要肯定这个基金从国际治理、环境、经济发展上的意义，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也是提出新的中国方案的智慧。”

近年来，腾格里沙漠污染案、三江源保护区木里煤矿案、麒麟山生态破坏案、深圳湾疏浚工程案，这些知名案件最早通过公众举报形成社会影响，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9年，中国绿发会向联合国发出信函建议COP15会议主题定位生态文明，希望从COP15开始不要只保护濒危物种，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保护区内、外双重保护，这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出路。

周晋峰介绍，作为民间组织，绿发会派员积极参与世界保护联盟系列会议，并在多个委员会任职工作，参与WCC第七届自然保护大会期间提出6个动议，通过投票成为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条例，积极参与国际机构新人士选举，表达立场。

有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已经建立170个中华保护地，并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思想，为人类提供环境解决方案，这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知晓率大幅提升。

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部副部长倪垚就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社会组织应当围绕《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采用多元的形式，传播正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和知识，从而提高社会各界认知水平和议题关注度；

其次，中国社会组织也可以将自身积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和方法，通过民间渠道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国之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交流；

最后，应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避免生物多样性风险，尽可能的减少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9月28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召开，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环保民间组织助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行动共识”，倡议各环保民间组织采取行动，广泛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和系统性解决方案，关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生态系统的影响、减少各类污染物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实施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

当前，中国绿会已启动了人民参与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专项，搭建公众募捐平台，方便社会各界共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让人民的参与成为助力中国和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不竭动力。

目前，中国率先设立15亿生物多样性基金，性质尚未有更多信息，更多细则有待公布。中国呼吁各方加入的对象，狭义上理解是第15届缔约国大会的缔约方，广义上理解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益相关者。

周晋峰认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益基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的国际基金，将来会形成一个以cop15来协调的独立公益基金，共同服务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人类行动。

“目前，最大的一个可能性，中国作为首个出资国会深度参与其中，COP15会独立设立一个协调、议事、管理机构。”周晋峰说。

徐嘉忆也表达了相同观点，全球超过80%的生物多样性资金来自公共资金，以政府财政支出、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资金为主。中国新建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在前期应该也会以公共资金为主。但对于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可观。邀请各方共建，指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指其他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和慈善资金的注入。

周晋峰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两大类风险。第一，现存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自然性恶化与人为相关，人口饥饿过渡开垦导致环境破坏，基金将帮助生产生活中减少环境破坏。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中免不了对环境破坏，基金帮助妥善避免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害。

有数据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为6,300至8,900亿美元，而现有的全球环境基金无法达到原定的承诺规模，建立一个新的基金便是注入了新的资源。

徐嘉忆表示，基金同时还能一定程度解决生物多样性与发展中的公正问题。中国建立该基金的主要接收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亟需更多资金改善经济发展问题的国家。对于缓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有积极作用，比如说缓解发达国家兑现资金承诺缓慢的问题以及国际合作与对外投资贸易中的一些争议问题。

设立国际事务专项基金并非首次，中国出资15亿有着创新做法，倡导更多新的加入方，现存管理机构磋商形成协议，完善管理体制，以期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大效能，实现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宗旨。

2010年在名古屋市召开的该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COP10）上，主席国日本设立了“生物多样性日本基金”。2015年，在气候变化议题下，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南南合作基金。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对人类栖息地生态系统构成挑战，这与工业文明发展密不可分，农药使用、森林开垦等是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原因。

周晋峰表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区别于前五次就是因为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毫无疑问成为了最大挑战。现在看来只保护濒危物种，保护区类保护已远远不够。

他举例到，德国5个保护区进行为期20年的昆虫监测，20年间5个保护区昆明丧失70%，并非保护不好，恰是地球整个工业系统发展中全面崩溃而引发，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大挑战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徐嘉忆表示，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一样，属于全球公共物品，但是全球多边治理的推进缓慢、目标不够清晰和高远、执行机制和措施不够确切，都是主要问题。

“从国内的众多挑战来说，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平衡依然还是主要问题。习主席提出的'两山论'是很好的将生物多样性议题主流化的方针，但是对于企业和很多金融机构来说，对于生物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和对生态系统损害的意识仍然不够，需要尽快加强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认知，以便能够积极调整策略，适应国际国内的环境保护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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