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丨专访北京绿金院院长马骏：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备受全球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关注专访高吉喜：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必然路径，要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保护大格局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10月11日在云南昆明拉开帷幕。COP15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这也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性会议。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生态文明建设从正式提出至今走过了14年历程，生态文明概念也从高屋建瓴的理论思想层面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政策和行动中。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筹备工作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在生态环境部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COP15将总结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实施进展与经验，制定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在14-15日举办的生态文明论坛上还将发布“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倡议。

同时，崔书红表示，《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26于2021年10月和11月先后在中国和英国举办，从组织协调到议程设置上具有密切联系。COP15和COP26筹备工作团队建立协调工作机制，COP15第一阶段会议的相关议程中充分考虑了与COP26的协同推进，设置了重要环节探讨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危机等议题。

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表示，“2021年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中国作为东道国举办COP15，为全球2020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制定框架。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参与全球规则制度治理、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良好时机。”

生态文明提供中国智慧

1992年6月，在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一项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台。该项《公约》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及“公平合理地分享来自遗传资源的商业性利用和其他利用的利益”三大目标，并首次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列为“人类的共同任务”，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说，正是在此次大会上，我国向世界承诺将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1996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国家基本战略，此后我国在节能减排、生态建设等相关方面的工作不断持续推进。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经过多年的理论思想和制度体制建设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这一思想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环境与民生的关系、自然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2020年疫情发生后，种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也让全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到，这场疫情启示我们，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

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主任、研究员张惠远在10月10日举行的COP15首场媒体通气会上介绍，以“同舟共济，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为主题的生态文明论坛将是此次唯一一个在大会期间举办的平行活动。

此次的生态文明论坛将分为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到实践、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保护修复、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青藏高原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七个主题举行。该论坛将有多个预期成果。其中，论坛的标志性成果——“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全球生态文明”倡议将在论坛闭幕式环节由与会全体代表联合发布。

从制度上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态文明是国家战略。生态红线、保护地体系、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等系统工程的推进在不断完善生态文明的体制建设，从制度上为保护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多样性提供保障。”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中国生态保护项目主任华宁表示。

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意味着增长模式的实质性转变”，开启了将生态文明体制化的序幕。这份文件以改善政策落实、实现既定理想为目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标准、机制和评估方法，系统性地为政策层面的落实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与路径。“终身问责制”就是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出。

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进程。从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到今年9月初发布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我国在几年间先后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文件，涉及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税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制定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界定入罪标准，加大惩治力度。

华宁将最近十年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形容为“从保护目标到保护措施上，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物种数量、自然保护区面积等涨幅显著。此外，如今的保护工作更注重科学地多方位考量来提质增效，包括生物多样性、水平衡和固碳等。

根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750个（不含港、澳、台地区），总面积约147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地面积的14.88%，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处，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华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过程为例：“过去我们并未从一个统筹的生态系统角度去考虑。后来在把更多的国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同时，又兼顾了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可以看到之后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随之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所谓‘数量和质量双提升’的体现。”

生态文明的一大关键在于重视保护与发展的协同发展。华宁表示，“平衡保护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一个难题。中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通过探索两山转化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兼顾人民的生存福祉。

从两山论出发，通过一定的机制实现金山银山的转化，既要保护环境也要兼顾人的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4月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就是此类政策机制的典型代表。

“中国在探索生态保护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生态红线的划定，有财政和金融支持的退耕还林还草等计划的实施，抢救性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等。”方莉表示，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正在从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保护转变，进入更加重视行政手段和法律、市场手段综合利用的新阶段。“银行、保险、企业、民众、政府相协调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形成。”她说。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建立经济回馈机制

在方莉看来，在国际层面，可以用好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形成全球绿色安全和高效的供应链，继续推动我国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形成有利于自然和气候的全球新治理机制。而对我们自身而言，今年是综合考虑生产、生活和生态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机，并且是在中国实现小康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重要一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3日出席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式时强调，要采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展绿色金融，研发推广绿色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当前与长远相互兼顾、减缓与适应全面推进，通过节约能源、优化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森林、海洋等碳汇资源，实现共同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周晋峰认为，生态修复保育工作都应以生态文明的尺度去衡量。但实际上目前大多数的修复工程依旧在通过铺张的人造景观等方式进行着。“首先不能过度治理，要尽量依据自然的力量，也就是Nature based Solution（NbS），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他说。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气候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物种因难以快速迁移而适应失去生存的条件，或者受到其他入侵物种的威胁。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源特征为两公约协同增效带来可能。

方莉认为，在全球食物系统等相关领域的投入可以促成双赢效果。“森林、红树林、珊瑚礁和海洋都有碳库的作用，能通过吸收二氧化碳来避免地球气候的升温，同时增加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同样的，投资再生农业，并减少化肥农药的不良补贴，也可减少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保护农田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的不必要砍伐。”

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NbS被列为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9项行动领域之一，由中国和新西兰共同牵头。2020年9月，NbS被写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

而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虽然目前人类已经认识到了危机，但在具体行动过程中并没有投入应有的资源和力量。方莉表示：“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仅政府部门的投入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企业在没有建立好有效的经济回馈机制前则难以有效地投入，这是有效融资的关键。”

这要求市场对自然价值的认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全部资金，而私营部门能调动的资金量远超政府和慈善机构。方莉表示，中国金融界在全球转型中具有优势地位，若将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两公约、以及疫情后恢复作为重新塑造全球经济运行体系的机会，中国金融界的积极加入和探索将惠及全球。

她透露，世界资源研究所、国际金融论坛正在联合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倡议，呼吁金融环境与社会发展机构携手参与全球绿色发展，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计划以及引导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投资决策。

（作者：王晨 编辑：林虹）

原文链接：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11011/herald/4b0d6498e6a596db4b7ba317317cc9a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