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天下第一碑”拓本赠与教皇方济各的消息，近日引起多方关注。人们将目光投向神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探寻是何等魅力让中国绿发会选择此碑拓本作为礼物赠与教皇。

其实，早在100年前，“景教碑”就与梵蒂冈天主教庭结下不解之缘，而此次中国绿发会将原碑拓本赠与教皇方济各更是再续前缘。

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天下第一碑” ——“景教碑”就会映入你的眼帘——

碑身，高197厘米，上窄下宽，上薄下厚，连龟座共高279厘米；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厚约28厘米，重约2吨。

碑石，是产于陕西富平的黑色石灰石。

碑头，上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的十字架，周围螭龙盘绕，两侧配有百合。十字架下，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九个楷书大字，分列三行。正面刻有楷书32行，每行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背面无字。碑左右两侧刻有77位景教主教、长老的名字和职位。除八名外，皆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

“景教碑”的诞生还要从景教进入中国说起。

唐代，经济繁荣，国泰民安，与世界诸民族交往不断加强，社会和政府均有能力容纳不同思想意识的存在，致使景教等一些宗教纷纷进入我国。

大秦，泛指波斯帝国；景教，实际上就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由于“景”字有光明之义，所以教士将教取名景教。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Olopen）长途跋涉，从波斯来到唐都长安。唐太宗遣宰相房玄龄率仪仗队在西郊迎见，将其请到皇宫，讨教教义，并准其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三年后，太宗皇帝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公开传教。由此，基督教传入中国。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一时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长安西郊建成一座大秦寺（唐代对礼拜堂的称呼）。当年2月4日，由伊斯出资，其子景净撰文，刻碑，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以纪念伊斯并记载景教在唐代传教近150年的经历，宣传景教教义。由此，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现实中的唐代大秦寺

“景教碑”建成64年后，景教传播遭遇重挫。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皇帝下令灭佛，史称“武宗灭佛”，或“会昌法难”。 此后，景教盛况不再，建筑被毁，史料遗失，最能见证唐代景教历史的“景教碑”不知踪迹，以致唐代之后逐渐无人知道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甚至也无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石。

“景教碑”失踪800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后，一户农民在开挖房基时，挖出一块巨大的碑石，此碑正是“景教碑”。农民不知此碑底细，便与乡人一起将其抬到长安西郊佛教寺院金胜寺，交于寺僧看管。

“景教碑”明天启五年（1625）初春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胜寺）附近，即当年唐长安大秦寺旧址。

听到消息后，举人张庚虞特意赶往金胜寺。看过碑文，他认定此碑极有可能与基督教有关，便做了一份“景教碑”拓片，派专人送往杭州，交与天主教信徒李之藻辨认。李之藻是“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最终，他与来华天主教教士们研究确认，这块石碑是我国古代基督教传播的明证。1625年4月12日，李之藻特地撰写了《读景教碑书后》一文，表示碑中所述景教，即“利氏西泰（利玛窦）所传圣教”，并高兴地说：“今而后，中士弗得咎圣教来何暮矣。”传教士曾德昭也将碑文译文和考察情况写入他的著作《大中国志》，向欧洲人详细、全面地报告了此事。

“景教碑”出土的消息轰动世界，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做拓片，译碑文，然后发往欧美各地进行深入研究。

当国外人士将“景教碑”奉为至宝之时，国内却无人问津，“景教碑”出土200多年一直暴露荒野，风吹雨淋。

树立于金胜寺的“景教碑”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在陕作官的杭州人韩泰华出资，为“景教碑”修建了碑亭，终于使其可以免受风雨侵袭。不幸的是，韩泰华建亭才过3年，由于回民起义时的一次战争，碑亭与寺院俱被烧毁，“景教碑”再次被暴露荒野。

清德宗光绪十七年（1891年），驻京外国使节捐银100两，请求总理衙门另建碑亭保护“景教碑”。总理衙门得到捐款后，如数下拨，责令当地政府尽快落实。然而，由于各级官吏层层剥扣，100两银子到达陕西时只剩下区区5两，碑亭自然建不成了，最后只好“筑一瓦轮以覆盖之”。

“景教碑”在金胜寺时的情景（右二）

不久，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景教碑”的命运。

清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年仅19岁的丹麦记者傅里茨?何尔谟（Fritz Halms），对“景教碑”产生浓厚兴趣。经过大量翻阅资料，他将此碑视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石碑，蓄意将碑偷运欧洲。经过7年的准备，在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何尔谟来到西安，用3000块大洋收买了金胜寺74岁的住持玉秀和尚，令其秘密雇人仿制一块同样的碑，然后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将真碑盗走。

不料，东窗事发。清廷当即通令陕西巡抚制止。经陕西高等学堂教务长王猷与何尔漠多次交涉，密约终于解除，朝廷允许何尔漠将复制碑运走。

为避免再遭不测，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移至西安碑林保管。1907年10月2日，陕西当局请来48名工人，将“景教碑”从郊外金胜寺搬至城内的西安碑林（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由此，“景教碑”因祸得福，在风雨中暴露近300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较好的栖身之地。

“景教碑”被移入西安碑林后，何尔谟欲哭无泪，只好将复制碑运走。然而，想要运走重达2吨的石碑决非易事。当时，西安还没有火车，何尔谟花了210两银子，雇用特制马车将复制碑运往郑州；从郑州用火车运至汉口；再用轮船运抵上海后换美孚公司油船运往美国纽约, 前后费时3个多月。

1908年6月16日，复制碑运抵纽约，何尔谟将碑借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公开展览。八年后的1916年，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信徒蕾丽夫人（Mrs. George Leary）将此碑买下，送给梵蒂冈教廷，此碑成为教堂圣物。教皇因此授予何尔谟一种最高的奖状。

圣彼得大教堂  雷声 摄

此后，许多地方都从何尔漠的这块复制碑进行仿制，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等处，均有仿制的“景教碑”。据说，目前全世界有仿制碑八块。

如今，“景教碑”在中国只有两块，一块是正宗的原碑，现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块是由香港基督徒商人陈立文2000年捐资重新修建的复制碑，树立在陕西周至。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虽命运多舛，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总算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人在它面前流连忘返。

100年前，蕾丽夫人（Mrs. George Leary）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复制品买下，送给梵蒂冈教廷，教廷与“天下第一碑”结缘；100年后，中国绿发会将“天下第一碑”原碑拓本，赠与教皇方济各再续前缘，此举既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美好意愿，同时还向全球生态环保人士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保护文化遗产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重任。

文/卡秋  审/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