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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持证养殖场收购野生动物?许可证该不该存在?中国绿发会接受采访
2020/2/18 18:07:00 中国环境报赵娜

编者按:野生动物养殖许可证的审批和监管问题,随着疫情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媒体报道,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而驯养繁殖许可证、经营利用许可证,则被业内人士认为成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洗白工具”,甚至由此催生了“办证”生意。而另一方面,绝大部分被养殖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检疫范围之内。于是,在上述许可证审批不严,监管失责的情况下,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发展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林业部门,与制定《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的农业部门之间,处于野生动物交易链的两端的猎捕和食用行为也就日益泛滥。


按/Tammy 审/wendy 编/Angel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很多人将矛头指向吃野味。从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看,此次疫情与2003年的SARS类似,与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有着高度关联。


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倡议禁食野生动物,并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献计献策。此外,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也被诟病,甚至有人提出:要想不再上演此类疫情的悲剧,就需要从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制度开刀,全面取消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一些驯化繁育场的野生动物被隔离,它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刘懿丹今年54岁,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已经6年了,足迹踏遍20余省。开展全国巡护,打击非法狩猎和收购贩卖野生动物行为,就是她的日常。


在当野生动物志愿者之前,刘懿丹时常去市场买鸟,然后放生。后来,别人告诉她:“被卖的鸟儿那么多,你根本买不完。”这之后,刘懿丹就开始当起了志愿者,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保护野生动物之路。


她平日里最痛恨的事情,便是看到野生动物被贩卖。“疫情这么严重,竟然还有人在贩卖野生动物,有些驯养繁殖场甚至在疫情期间照常贩卖野生动物。”她愤怒地告诉本报记者。


疫情之下繁育场野生动物的境遇


新冠肺炎肆虐期间,国家接连出台了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政策。


1月26日,为紧急防止疫情扩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3部门联合发布公告,要求疫情期间,全国暂停野生动物贸易,并隔离所有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


2月3日,针对疫情期间的野生动物违规交易和非法制售口罩等现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联合中央网信办、生态环境部、公安部、商务部、国家林草局等10部委部署打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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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棕头鸥。葛玉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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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中华大鸨保护地·锦州余炼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表示:“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政策是很严格的。暂停全国野生动物贸易,意味着其运输、交易行为全部停止,而且还要对全国所有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进行隔离。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关于这部分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数量、饲喂情况、隔离情况等的相关数据。”


由于无公开数据统计,并且分属林、农、市场监督等多部门管理,要想弄清国内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数量,着实不易。在各级林业部门官网,几乎很难找到其对全国或某个区域人工驯养陆生脊椎野生动物的数量统计,甚至人工驯养繁殖场的数量也极少披露。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从公开的媒体报道和各相关省市有关人工驯养繁殖产业讨论的论文中,推断出全国被人工驯养繁殖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总量达数千万只,这还不包括人工驯养繁殖的水生动物、养猪养牛养鸡鸭等相对驯化成熟的物种养殖场。


一位曾参过人工驯养繁殖场技术评估的专家表示,“每个省的驯养繁殖数量肯定都不小”。他举例说,一家被批准的蛇场,通常养有数千至数万条蛇;一家鸵鸟养殖场,则养有100-500只不等的鸵鸟;一家梅花鹿养殖场,则有20-200头梅花鹿;养殖白骨顶和大雁的,则一般可以达到500-10000只。“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养殖场才能够撑得下去。”


疫情之下,为做好有效的疫情防控,紧急制定措施加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管控,是必要的。然而疫情过去之后,对被紧急监管起来的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场将何去何从,国家有关部门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


周晋峰表示,疫情时期采取的特殊举措,希望在疫情之后能转变为可持续的长效举措。比如,对查核的非法野生动物繁育基地要严格取缔,对符合野放条件的野生动物进行野放训练等,不适宜放生的也要妥善安置,坚决杜绝再次以交易方式让它们变成野味。另外,根据这些野生动物的情况,如有符合条件的,现在也可以启动野放程序。比如受疫情影响,新西兰原本计划出口到中国的小龙虾,新西兰渔业部门已经同意将其放归大海。


驯养繁育许可证到底该不该存在?


刘懿丹告诉本报记者,近日有志愿者发现,湖北省襄阳市汉江边有大量越冬候鸟死亡,怀疑有人在上游投放毒药给候鸟食用,下游则收鸟类,目的是为了食用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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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出示的朋友圈贩卖野生动物截图。


记者查阅,2017年1月1日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而且规定,饲养野生动物也要办证。经记者查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林业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的通知》《林业部关于核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知》以及各省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办法,均涉及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审批愈加严格,不是谁想办就能办下来。我们从事野外巡护、监测和救助,积攒了20年的经验,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所有的野生动物,都不应该去食用,容易产生人畜共患疾病。比如说禽流感、SARS、疟疾,也包括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都是从野生动物身上传播来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人认为正是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为经营野生动物的开了绿灯,导致大量野生动物被食用,由此提出要全面取消野生动物许可证。


刘懿丹说:“有一些具有许可证的养殖场,‘挂羊头卖狗肉’,背后干着鱼目混珠的事。”她说,在有些繁育养殖场里,关满了野鸭、黑水鸡、骨顶鸡、斑头雁等。有些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是繁殖的,很可能是收购到养殖场过渡一下,再用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手续,送往广东清远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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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刘懿丹曾在青海省举报的斑头雁驯养繁殖场,视频中是刚刚孵化的斑头雁苗子。它们是由养殖场老板收买的蛋孵化出来的。为掩人耳目,他们养了不到20只斑头雁,而且还达不到生蛋的年数。(视频见原文)


也有专家表示,许可证的颁布本身没问题,但有些人没有严格按许可证制度使用。加上有些地方比较偏远,监管不到位等因素,导致出现鱼目混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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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曾经举报一个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制品案件后,被通知已经立案侦查时,非常欣慰。


6年间,刘懿丹举报了很多非法野生动物养殖。这期间,她曾被抢走过手机,额头被人挠了一条长长的伤痕。多次被围攻也没有让她停止举报,但寒心的是,并不能让所有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2017年,她曾经举报有的繁育养殖场非法收购7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以及野鸭、骨顶鸡等,但当晚养殖场主就把7只白额雁掉包换成了许可证上允许养殖的7只灰雁。这件事让刘懿丹非常痛心,繁育养殖场超范围养殖问题并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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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于养殖场的斑头雁。(视频见原文)


虽然正值疫情,不能开展巡护等工作,但是她说等疫情一结束,要去看看之前盯着的养殖场到底有没有在贩卖野生动物。


李理表示,即便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也不意味着要“一刀切”地取消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其实,颁发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目的一是繁殖再利用,二是物种的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比如朱鹮就是迁地保护的最好例子。从当初六七只的微小种群,现在繁殖到了上千只。如果没有野生动物繁殖和饲养,朱鹮就会灭绝,包括大熊猫、大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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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对角羚。葛玉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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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对角羚在奔跑。葛玉修摄


野保法修改在即,

野生动物繁育能否迎来新契机?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更让野生动物保护者纷纷提出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


近日,国内某法治研究院在一份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建议中,提出对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容易引发公共卫生问题的动物,实施“生态灭杀”。此提议一出,立即引发争议。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表示,假若对刺猬、蝙蝠和蛇类等大规模扑杀,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生态灾难,让生态系统遭受难以恢复的打击。 


同时,他说:“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让不同领域专家共同参与,才能避免科学上的错误,提出科学上可信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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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朱曦摄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周晋峰说:“在严格人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我们期待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野保法修订工作能够带来更多变化,尤其是要加强监管,改变以往重利用、轻保护的思想观念。法律法规应该为野生动物在它们的栖息地更好地生存繁衍提供保障,而不是为了让人类更多地去利用它们。其实我们更希望能进一步制定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这也是我国履行国际法律义务的迫切需要和解决现有法律存在问题及缺陷的妥适选择。”


据了解,我国野生动物一般是按照陆生和水生来划分的,陆生的归林业部门管,水生的归农业部门管。在我国,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是法律规定的具有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同时也是对这些人工驯养繁殖场进行监管的部门,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再加上我国缺乏系统科学的溯源体系或监管检查方式,导致现实中几乎难以区分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是合法来源还是非法来源,这就给违规发放许可证以及许可证发放后监管乏力、执法不严等现象提供了空间。


另外,审批权限下放,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归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归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加上缺乏有效监管,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驯养繁殖证的滥发,造成一些持证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机构超限经营的情况。


周晋峰表示,采集和狩猎是人类在原始文明赖以生存和延续下来的方式,但在当下工业化物质极大丰富后,在我们正在快步向生态文明迈进的时候,依然通过猎捕、繁育野生动物来满足人类利益需求,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严格管理、加大科研投入,严控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研发其他替代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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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穿山甲。苏菲摄


同时,他希望能够在将来,可以永久性地停止野生动物交易,除科学研究外,停止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期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今天读来,仍令人感触颇深。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后的利用,这些需求真是人类必需的吗?在当前全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普遍存在产业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环境脏乱差、易导致人畜共患病感染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是应当痛定思痛,清除盗猎、贩卖野生动物的“毒瘤”,真正树立以保护为工作重心,减少野生动物利用的思维?


有判断认为,全球78%的人类新发传染病都与野生动物有关。希望我们早日消灭新冠肺炎疫情,并且深刻汲取教训,今后不再遭受疫情的重创。


(视频、照片均由志愿者提供)


来源:中国环境新闻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cHfAG9wwrqs8i1ey6ZT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