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第32个世界无烟日，绿会就提起的全国首例室内环境公益诉讼案召开专家讨论会，并邀请法律、控烟、疾控、未成年保护等方面专家就该案件如何量化吸烟对环境公共利益、公众健康造成损害，该案件中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修复方式，及如何推动有关控烟立法等问题等方面进行讨论。该案是全国首例室内公共场所环境公益诉讼案，同时也是第一次共同提出环保与控烟公益诉求的案件。 

参加本次讨论的北京儿童关爱基金会理事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白羽律师提出以下看法：

听说控烟环境公益诉讼受理，我就特别高兴，这个时机、节点特别的好。现在我国的《未成年保护法》正在修订，这是一部全国层面的立法，该案的受理对立法修订的推动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当然立法也需要通过多方面来推动，公益诉讼是一方面，还有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媒体等各个方面共同推动，尤其立法的整个过程特别需要媒体及社会各方的努力推动。

该案件能够很顺利的立案是我特别高兴的一方面，看过起诉状以后我认为该案件具有胜诉的可能性很大，刚才莫于川老师也提到，案件的部分诉讼请求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但我觉得实际上该案件的意义、整个公益诉讼的意义，关于赔偿对于最后的结果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公益诉讼主要在于给当事者（即被告）压力，把整个社会控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通过该案件让我想起了我们单位大概18年前做的一个有关烟草的公益诉讼，我在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我从这两个案子的比较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咱们国家的立法加强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社会的关注度和整个社会的观念也已经非常进步了，当然还有不足，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这个案子我并没有实际的参与，我记的不是很清楚，我刚到我们单位，我一直听他们说烟草诉讼的案子。当时我们佟主任和张雪梅律师代理的这个案子，告的是烟草专卖局，现在肯定好多人已经忘了这个案子，但是当时的反响也是非常强烈的。

这个案子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是因为我认为当时案件的压力挺大的，这个案件在北京，具体那个法院审理，记不清楚了，被告是烟草专卖局，诉求就是要求其在烟盒上写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因为在当时的年代，烟盒上没有写“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识。现在看来，与今天的案件比较，这个诉讼请求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当时这个案件在当时整个社会的反响是骂的多，赞美的少。因为在那个年代我国吸烟的人多，还包括吸烟人的家属都觉得我们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甚至有的人说这个律师是想出名想疯了吧，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出名的目的。

此外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我们原来一个老领导，60多岁了，跟他说我们正在办这样一个案子，我们老领导就特别担心的说你们做这个案子行不行？这是对抗政府，有没有什么危险？他说还是要小心点。他是从文革过来的人，给人感觉真是被吓破了胆，千万不要跟政府对抗。这些都源于他弟弟在16岁的时候上厕所把报纸当厕纸用，没想到上面有一张领导人的相，因此险些被拉出去枪毙，而且全家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了很大的牵连，所以他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忧心忡忡。

后来事实验证，这个案件确实困难重重，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一审没有立案。二审也还是没有立案，因为当时的法律依据特别少，只有当时《未成年保护法》中的一句模糊的条款，并且我们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也特别少。像今天这个案子大家还可以来探讨一下，当时我觉得我们是孤军作战，甚至没有人理解。

所以从这两个案子的比较来讲，我们国家的法治确实是进步了，更多的考虑到人类的健康权、生命权，也越来越精细化了。此外，这么多人关注这个案子，这跟在坐的各个机构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另外从立法上讲，该案件对现在《未成年保护法》的修订是特别好的契机，我衷心地希望各个方面、各个机构要共同努力，把这个立法给推动一下，立法还是根本目标。就像我说的当时我们的案子找不到法律依据，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胜诉可能。

文/子舒 审/绿宣 编/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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