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实施野保法以后我们国家就在保护野生动物。但保护到现在，有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在80年代，中华穿山甲还是比较普遍的，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走访了很多地方 ，也问了很多人，包括安徽、浙江、湖南，两广，云南的群众，他们说：‘在80年代还看得到穿山甲，山里都有，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绿会在湖南成立中华穿山甲保护地之后不久，保护地主任就从农民家里发现了一袋穿山甲鳞片，正是前些年捕猎来的穿山甲，鳞片保存了下来。这也从侧面说明80年代中华穿山甲在中国很多省份比较普遍。 

图片来源：穿山甲保护地

同样还是在湖南，有一个野保志愿者团队，经过询问当年的猎人，在曾经有穿山甲窝的山上坚持考察了很长时间，放置了大量红外摄像装置，后来这个团队又走访了很多地方，遗憾的是，一次穿山甲都没有拍到。他们在广东也走访了很多人，曾经的猎户们纷纷表示“穿山甲早就没有了，也不做这一行了”。

从89年野保法实施到今天，经过了30年，中华穿山甲却变得极为罕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经过30年为什么穿山甲反而没有了？从穿山甲生理以及自然环境上分析，并没有产生使穿山甲数量如此锐减的灾难性因素。而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严重且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威胁穿山甲种群生存的重要因素。

第一，在宣传环节的问题。

志愿者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挖掘了广西政府官员请香港某企业家吃穿山甲的新闻，这就是热极一时、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穿山甲公子事件，有效的普及了吃穿山甲违法的观念。在随后的跟踪工作中，相关官员以“是过去的发生的事情”为由做回复。而正是这件“过去的事情”，在经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各大网络媒体宣传报道后，引起了非常高的社会关注，这也说明了在这之前宣传力度的欠缺。

另一件发生在最近的事情是，银泰集团某领导在5月30日，通过网络发帖的方式炫耀去国外吃穿山甲，在掌握这一信息后志愿者将消息发布在网络上，第三天得知银泰集团已经将这位领导开除。通过上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社会反响，使我们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宣传的效果。

在广西官员请吃穿山甲被爆出来后，绿会志愿者去广西实地调研，仅仅两天便通过电话联络的方式买到一死一活两只穿山甲，最终依法举报将售卖人员抓捕。买卖如此容易，也让大家尤为吃惊。这说明关于穿山甲在普法、 执法环节上还有重大欠缺。

跟6月6日开庭的穿山甲信息公开案件紧密相关的是，在2017年8月广西最开始救助33只穿山甲的时候，穿山甲女孩sophia当天即飞到广西，从南宁再奔防城、再回南宁，追寻这33只穿山甲去向。后来得知33只穿山甲被广西林业厅下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收治，sophia想去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却被拒绝。后来经过给当时的国家林业局汇报后得以进入，但是进去后发现救护中心并没有过去若干年经常救助的穿山甲去向记录，包括死亡穿山甲的无害化处理记录。

图片来源：中新网

现在很多查获的穿山甲，几乎都是从国外走私进来的，海关是一道防线，森林公安是一道防线。救助中心也是一道防线。如果现在数量上讲不清楚，救护中心的穿山甲不明去向，再加上对穿山甲消费的不断拉动，马来穿山甲、非洲穿山甲，迟早也会像中华穿山甲一样，不，也许他们用不了30年的时间就会见不到了。

广西33只穿山甲，最终在绿会的不断追问和协调下，召开了救助研讨会。在这之前，鉴于我国极低的穿山甲救助成活率，绿会曾向广西林业厅建议邀请国际穿山甲专家参与救助。然而，在广西方面同意的情况下，绿会邀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穿山甲专家带着助手和50公斤白蚁和穿山甲急救药物、工具，连夜7、8个小时驱车赶到友谊关后，却又遭到了拒绝。最终，专家只好回返。另一方面，救助穿山甲的野放，也始终停滞不前，我国鲜少有救助中心野放穿山甲的记录。更多的还停留在“救助—成功后进行人工繁育-在人工环境下死亡”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的穿山甲救助体系，还没有真正的以保护穿山甲生命为核心。类比人类遭绑架的情况，任何救助都是以人质的安全为核心的。然而在穿山甲的救助上，却并非如此，更像是在走一个“工作流程”。

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会给穿山甲走私、消费、盗猎等行为，提供契机。而这，也许还只是我们发现的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更为深刻的反思为什么穿山甲越保护越消失这一事实，必须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这也是为什么绿会和志愿者都在积极行动，这是我们切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工作。

我们需要做出改变，从穿山甲救助体系的规范、开放、透明、公众参与等等各个方面。”

注：以上内容，根据会场发言整理，未经其本人核实，如有表述不当，敬请谅解。

整理/linlin  审/Tammy、Sophia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