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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译者张一罾现就读于耶鲁大学，自高中一年级起一直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的志愿者，目前仍为中国绿发会大学生环保委员会的海外志愿团成员。

上图：中国绿发会志愿者张一罾。图/张一罾

从我对张一罾在中国绿发会做志愿者的经历的观察来看，她是一位非常勤奋好学的青年，善于思考并勇于付诸行动，这一点尤为可贵。举两个例子来说。2016年9月，她作为我的助理一起参加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举办的2016年“世界保护大会”（WCC），并且代表中国绿发会就水资源保护进行了一场主旨演讲，大获称赞。同样是在IUCN WCC这次大会上，她还协助安排了我与联合国《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执行秘书长Bradnee Chambers博士的会见，此事后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在迁徙物种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2017年底，她在耶鲁念书期间，代表中国绿发会赴波士顿参加国际暗夜协会（IDA）2017年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在保护暗夜星空方面的努力和实践，并代表中国绿发会星空工作委员会前负责人（已故）王晓华先生接受了国际暗夜保护界最高荣誉。她的此番参与有力地推动了后来位于中国西藏的两个“中华暗夜星空保护地”被列入“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这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首次获得国际认可。

上图：2018年1月初，张一罾返京汇报国际暗夜协会（International Dark-Sky Association，简称IDA）2017年会的参会情况，以及她了解到的国际暗夜保护界的一些热点和趋势等。摄/Linda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民间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应该在开展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开展标准对接、参与全球治理，开展绿色合作、建设文明之路，开展民生合作、共识引领行动等方面重点发力。作为中国领先的生态环保公益NGO，中国绿发会一直在通过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各个环节推动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并走在相关工作前沿。包括倡导“生态‘一带一路’”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参与游戏规则制定，推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写入《世界环境公约》等等。

走出去的NGO外交，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的全球化议题如环境、公共卫生等更加得到国际合作层面的重视，全球化网络扩散加大了国际范围内资源流动性，使各国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加深，全球治理和政府间谈判的复杂性越来越深，参与谈判的政府数量和NGO数量也越来越多。例如，斯德哥尔摩大会（1972年）参加谈判的政府为132个，NGO为250个，而到了约翰内斯堡峰会（2002年），参加谈判的政府数量增加到191个，NGO增加到3200个。NGO由代表那些超越国界的、关注全球共同利益的、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相同认识的人士组成，具有知识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专业特长，独立的身份和价值视角，以及强大的宣传力、行动力、执行力，在当下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博弈中，在国家、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政策影响已不容忽视。

上图：2016年9月3日，绿会秘书长在夏威夷会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创始署长兼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执行秘书长 Bradnee Chambers博士，并与其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举办WCC会议的“濒危物种大厅”附近进行友好会谈。Chambers 博士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愈加重视，CMS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密切地合作往来。摄/张一罾

然而，社会组织要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困难重重，任重道远。中国目前有70多万个NGO组织，涉及扶贫、卫生、教育、环保以及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与国际顶尖的NGO相比，中国NGO群体自我定位更偏重于草根工作，同时也在法制环境、资金、经验、人力资源等方面面临挑战，NGO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据了解，中国涉外NGO占比不超过1%，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涉外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待加强。

中国一直在鼓励社会组走走出去。那么，“走出去”的原则、目的是什么？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粗浅的思考。

首先，国家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这样世界可以听到中国好故事、中国好声音。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声音现在被听到的太少。以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69届常务理事会为例，全球一共83个NGOs参会，其中只有2个来自中国。与此同时，西方多少NGO参会呢？数据：来自美国的占34.42%；来自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几个国家NGOs加起来22.27%。中国参会NGO只占比2.3%。

另外一种现象是，与中国NGOs参与少、即使参与也多为沉默相比，其他国家NGO明显要活跃得多。同样以CITES此次会议为例：开会期间，日本抓获了象牙贩卖者，第二天参会的日本NGOs迅速将连夜赶制的宣传材料放在了大厅外的桌子上，高调宣传了一番他们国家的“战果”，同时也让我国参会代表有点脸上无光——因为很不幸被抓的人是中国公民。经过他们这样一番操作，我们国家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中国NGO没有机会吗？不是。当时恰好存在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契机是，11月29日，深圳海关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获了11.9吨穿山甲鳞片。近年来，我国濒危物种履约管理工作实现新发展、新突破，缴获的这批穿山甲片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战果。可惜，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我们国家NGOs也能够利用这个契机，在12月1日会议闭幕之前，连夜赶制宣传材料，宣传一番中国在打击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非法贸易上的巨大成果，那么这种正面效应一定是会产生的。这类机遇其实很多，需要更多的来自中国NGOs的参与、积极发声。

其次，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习总书记曾经有一番关于宣传工作的明确指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那么，NGO走出去，可以高效地“讲好中国故事 做好桥梁纽带”，切实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好，对外传播中国好故事，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第三，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有利于日后化解可能的冲突。这也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使命。此前我们收到来自印尼苏门答腊一个社会组织的请求，他们反映说，当地建设的一个水电站是由中国企业出资的，对当地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一种那里最近新发现的红毛猩猩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刚发现就濒临灭绝。对于这个建设项目，当地人强烈反对。最初国际上某组织参与了这个项目，但了解到这个项目的生物多样性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后，停止了参与。后来另一家中国企业替代进来参与。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两个人之间，如能有效沟通，让彼此了解为什么对方这样做、这样想，或许就能减少很多冲突。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不少大型工程项目面临很多生态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国某公司要在蒙古国色楞格河（80%河水注入贝加尔湖）及其支流上建造3座大型水电站，被当地环保组织强烈抗议，认为项目存在巨大生态风险，将对贝加尔湖的生态状况产生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总之，关于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深远影响以及相应的冲突化解机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例如修公路、铁路、港口、发电，都会对自然生态环境有影响、冲击。如何能够影响降低至最低？如果使得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得到有机结合？怎样得到当地保护组织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社会组织走出去，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提升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美誉度。一些民心相通的工作必须先行起来，将来才能够有机会化解剧烈冲突，预防或者减少"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中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

一言以蔽之：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够师人之长而提升自己，能够更好的了解国际游戏规则并进而推动参与游戏规则制定，能够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本书又从一个民间外交这样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社会组织走出去的重要意义。

值此张一罾女士译著出版之际，我也借此分享一下我们“走出去”的实践探索。如前面提到，中国的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经费来源的困境，特别是对独立的经费自筹的社会组织来说，走出去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并非易事。因此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意愿普遍并不强。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跛足但不迷路的人，胜过健步如飞却误入歧途的人。”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绿发会一直在朝向正确的方向，创新“走出去”的方式，包括成立了“国际部”及“走出去”办公室，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积极服务“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比如，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创新了一个“绿大”模式，建立了一个全球的热爱环保的大学生的平台，请当地的志愿者参加会议和活动。而参会的这位代表，往往不是孤军奋战，他后面有一个后援团——我们称之为“绿援”制度，以提升参会效果。自2017年10月份中国绿发会建立“绿援”这一创新的“走出去”机制以来，团队曾多次以低廉的成本、惊人的效率、有力的现场支援等高效团队合作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工作成绩。以2017年12月14日在京举办的“加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为例，绿会派出2名员工和1名绿大代表参会，在会议上广泛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代表进行了沟通，介绍了我们的好故事、好声音，高效、迅捷地拓展社交网络，并实现了微博几乎是同步播报。往往，前线参会人员认识的嘉宾，后援团同步地在几分钟内就查到对方的相关工作领域、马上发email跟进、向对方介绍我们的工作、从而建立联系，并且提出建议、意见、问题、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就这样，这个绿援团制度让一位普通年轻人和国际专家在国际的会议上站在同一个平台发声。我们不吝啬任何培养人的机会，让青年人去开阔眼界、去接受挑战、去锻炼，因为我们期待能通过中国绿发会的平台，培养出更多像张一罾一样的优秀青年——他们是未来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希望。

本书的作者们是国际顶尖的NGO专家学者及实务工作者。通过将NGO外交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和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力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了相对应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NGO外交人员在有关气候变化、生物安全、荒漠化、捕鲸及森林谈判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回答以下重要问题：如何认识NGO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政府间谈判产生的影响力？如何实现这种影响力？从这里得到什么经验和教训？未来如何改善？

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这个“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代，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来自中国NGO的积极参与。在当下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博弈中，NGO在国家、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参与和政策影响已不容忽视。作为中国NGO的一员，我们也备受鼓舞和倍感压力。唯有学习先进，方能迎头赶上，希望本书能成为NGO同行及研究者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

是为序。

周晋峰博士：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绿色发展首席研究员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成员

IUCN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委员

整理/Linda  核/花花  编/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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