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福寿螺，被辗转引入中国大陆，是作为食物引入的。后来逃逸野外，由于其生命力顽强、能生、能吃，成了臭名昭著的外来入侵物种。2005-2006年北京一个名叫“蜀国演义”的餐厅，使用福寿螺时为追求嫩嫩的口感未充分煮熟，导致不少食客感染寄生虫生病。再往后，逐渐产生了一种论调，“每只福寿螺至少有3000条寄生虫，最多多达6000条寄生虫”，并被各大主流媒体争相引用，就连一些地方的疾控中心等令老百姓非常信赖的信息源，也时不时以诸如“千万别吃”、“一只福寿螺多达6000条寄生虫”为大标题，令人望而生畏。

如果属实，那么让公众望而生畏，没有错；何况本来是为了老百姓的公共健康着想，出发点是良好的。这些，无疑，都是值得肯定、值得点赞和尊重的。

然而，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问题是：“每只福寿螺至少有3000条寄生虫，最多多达6000条寄生虫”这类论断，证据何在？

哪怕是良好的从公众健康出发的用意，就可以不讲证据、以科普的名义做反科学的宣传吗？

笔者听说，实验可重复性是科学知识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为判断科学活动的可靠性提供依据，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科学知识的普世性。因此，可重复性成为重要的科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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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有的机构，号称是“从专业出发，从科学出发，根据调查结果和相关文献内容”得出的该结论，那么，笔者冒昧的希望请教，三个问题：

（1）文献来源的可靠性问题：请问是哪篇文献、哪只研究团队，能证明一只福寿螺含有“多达6000条寄生虫”？

（2）实验可重复性：请声称一只福寿螺含有“多达6000条寄生虫”的机构，用实验来证明，并确保实验过程是真实的、透明的、有第三方监督的、从而是可信的；

（3）实验可重复性：请声称一只福寿螺含有“多达6000条寄生虫”的机构，提供第三方的重复试验结果——很简单，拿出一只真的含有6000条寄生虫的福寿螺来，让公众信服。

文章来源：云南疾控

（图片来源：绿会融媒）

目前，笔者查阅的文献显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表明“一只福寿螺含有3000-6000条寄生虫”。相反，大量已有研究证据表明：（1）并非所有福寿螺都有寄生虫；检测出来的很少，比例也很低；（2）阳性福寿螺里面，最多也就几十条算多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最少3000条、最多6000条”的传言。

最后，谈谈笔者一点浅薄的思考。笔者为什么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如果不用系统的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基于错误的认识采用的治理方法，可能给我们生态健康带来危害。具体言之，原因有以下，

（1）今天，在某种意义上，福寿螺等外来入侵物种，已经被“妖魔化”了。本来有大量的可以资源再利用的空间（如做成饲料等），通过系统的、市场的方法是可能减少福寿螺对农作物的危害，而且将使得对于该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不必过于依赖国库、或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农药；但是近年来在这种伪科学传播论调下，公众对于福寿螺有很严重的惧怕心理，不敢碰，也不敢想；

（2）在这种“非白即黑”的二分法看问题的视角下，尽管这类外来入侵物种的确是令农业蒙受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难道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打农药杀螺吗？如某省十年前就做了福寿螺生物防治的示点、做得很好，积累了非常好的生物防治的经验，但是，为啥今天这类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就是往往得不到采纳、一些反而动辄就上“杀螺胺”？

（3）笔者完全理解、并尊重那些传播（暂且称为“疑似伪科学的科学传播”）的良好用意，尤其是疾控部门。但是，我们要退一步想：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用系统观念去看待当今我们社会面临的多重危机——不光有公共健康危机，还有生态环境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如灭螺胺对鱼虾蛙等生物有毒，但很少有人去关心这类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问题）、粮食危机。如果因为“良好的初衷警告绝对不能碰/不能千万不能吃”，而带来的现实后果为：福寿螺每年给农业损害数以亿计、每年让国家去投入数以亿计（纳税人的钱啊），这类所谓的“科普”以一味的警告“千万不能碰、千万不能吃”，是足够妥善、负责任的方法？

（4）笔者完全认可、并同意这一观点：不宜生吃/或者食用未充分熟制的福寿螺，因为病虫感染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一次因鱼刺卡喉就号召“绝对不能吃鱼”了，这类逻辑合适吗？为什么不转而出台诸如《福寿螺安全食用标准》、或者《福寿螺作为饲料的安全操作标准》等规范性的指南？让人们能光明正大的去安全的利用、去收集。到那时，有了市场需求，何愁该外来入侵物不好治？

以上，供参考。欢迎有条件的机构、学校、感兴趣的公众，通过可靠的实验证据，来证实、或者证伪“每只福寿螺至少有3000条寄生虫，最多多达6000条寄生虫”这种论调。非常期待。

（图片来源：绿会融媒）

（以上为笔者个人观点，诚请指教。）

文/田文杰 审/绿叶 编/an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