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绿会的邀请！这个案子我一开始刚拿到材料的时候，我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本人除了是研究环境法的学者，最基本的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其实我很少叫外卖，究其原因是我曾经叫过几次外卖，每次我都专门又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勾选了不要一次性餐具，因为我都不是在外面吃的，家里都有餐具，只不过可能是来不及做饭。那么，在我有限的这么几次订外卖的过程中，我发现没有一次他们遵守我的要求，他都给我又送了外卖的一次性餐具。所以我很愤怒，我还打电话给卖家说我已经圈选了不要一次性餐具，你就必须不能给我，你再给我就是不尊重消费者，结果就是卖家干答应着。但是我问过我的学生们，他们说实际上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在意是否需要一次性餐具的选项，但如果卖家真的没给他，而且恰好遇到他在外面没有餐具的时候，他会很愤怒，甚至会给卖家打差评。

当然金拱门公司这样做是很不对的，我觉得它最根本的就是对消费者意愿的不尊重，不支持，本身在民法上就有一定的违约行为。所以，我同意和理解并支持这样的公益诉讼，它是对国家人民环保理念的一次唤醒，它反应了社会公众与金拱门之间形成的一种非良性互动或者跟其他外卖企业形成的一种非良性互动。

当我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一开始还觉得挺开心的，开心哪呢？我说这个案子实际上他已经是很有现代意识的，我一开始有点没明白为什么本案起诉要用07年、08年的限塑令，因为我们2020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禁塑令”，都不只是限塑了，当然这都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然后先是从前面陈源老师所说发改委的80号文，后来为了落实这个80号文，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即2020年发布的1146号文，然后上海发布为了《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在2020年9月10号发布，2020年10月1号实施。当时因为上海市的电台比较关注环保，我记得国家刚出台禁塑令的时候，他们请我去讲过一次，然后上海市进一步的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出台的时候，又请我去讲过一次。所以说对后来这个新的禁塑令我研究的可能比当年的限塑令还要深入一些，至少记忆上很清晰的。

上海这个禁塑令的实施方案是上海的10部门，我们前面国家发布的80号、1146号文还都是两部委或者是九部委，我们这就10部门包括什么生态环境部门、工信部门、发改委、商务部门、农村农业、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等等10个部门。不论是这个文件的内容还是上面国家层面发布的文件，都有实施禁塑令的时间表，都有对一次性塑料餐具有相关规定，比如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然后就到2025年年底达到更高的程度等等，而我们上海的这个时间表比全国的还要更先进进步一些，以其实施方案第5条举例，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到2020年年底餐饮打包外卖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购物袋，通过十个部门的严格联合监管和管理实现新业态的替代、废弃物的回收和清运、严格监管、打投诉电话或12345平台进行举报、综合执法、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纳入等等措施。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案件提起诉讼的时候是2018年，刚才有律师或者专家也提到，如果金拱门现在的行为持续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容易处理多了，因为现在的禁塑要求严格了很多，而且对外卖相关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的禁限规定是更严格更明晰的。

如果要没有持续的行为的话，我认为商家还是有违法的行为。我觉得还是从这个消费者的意愿上来分析，至少我当时最原始的愤怒是来自于我觉得该行为违反了我们合同的约定。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也是禁止的，因此关键他这个行为持续了没有。因为这个判决书是2021年，法院判决至少也要体现出最新的与禁塑相关的立法精神。因此以后我还是非常希望我们绿会和其他NGO组织到上海来进行公益诉讼或者相关的一些诉讼。

对于污染怎么看待，固体垃圾到底是不是一定是污染的问题？我的答案可能是两可的，但是我记得我们原来在跟环境科学学院的学者一块开会的时候，他们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分类和处置，塑料制品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我们都知道现在瑞典这样的国家，85%的电都是通过燃烧垃圾来实现的，塑料来自石油化工产品，它本来就是一种可以燃烧的能源，如果要是把它直接算作污染，可能要论证，因为科学家就认为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污染取决于怎么处置它的。

上海市的垃圾是干湿分离，全部燃烧或者是全部发酵的。而且说句实在话，至少上海在垃圾分类上做的是很认真的，即使是个别公民垃圾分类不好，也很难去监管，很难去处罚，但是最终是上海的各级政府、小区物业等出资进行手工再分，所以说垃圾分离的成功率很高，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固体垃圾进行成功分离，也就是干湿垃圾的成功分离。然后干垃圾就是直接去烧，真正垃圾分类成功以后，上海一时间干垃圾焚烧炉都不能再用了，因为热效能过高，设施都需要重新购买。因此干垃圾焚烧变资源的效率是很高了。所以就是环科的人认为这样就已经实现了这个垃圾的资源化处置。

从本案的生态损害赔偿角度来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在上海的环保系统做了很多生态损害赔偿的案子，生态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有非常严密的公式，你是污染了大气还是水还是土壤？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河流，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它的系数是乘以多少的？我们诉请里面有一点就是生态损害赔偿，如果我们算这个生态损害赔偿的话，那至少从实务的角度它是没法算的。因此生态损害赔偿的诉请可不可以调整？

现在商家多余的一次性餐具的提供的行为是否还在持续？我相信是很多地方都在持续这种不尊重消费者对于环保理念的选择。我和我的家人就定过两三次外卖，后来就停止了，因为卖家永远都违背消费者跟他订立的合同，他就是要送一次性餐具，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案子选取的点非常有创新性。我有一次在国际开会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对比，对比我们的NGO组织和我们的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方面的特点， NGO组织的案件是有更大的创新性的，是敢于就是革新性的去做公益诉讼，而且这个往往是突破成功的。我觉得在上海作禁塑的公益诉讼想突破成功真的很不容易，判决中支持更加大胆与环保的时代趋势，它至少可以在违反消费者的意愿的方面有一些禁止令、禁令或者哪怕是批评式的一种态度。而不应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我没有拿到最确切的解释和可操作性的说明和解释的时候，法院也应该有与立法与时代相一致的态度。目前包括我们上海就是自己所讲的，我们在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方实施方案上是先进于国家的，我们是走的很靠前的。但就是司法实际上的保守的话，就没能体现我们对真正环保力量的推进，哪怕展现一种态度，哪怕在判决中一种不是基于赔偿的，但是对于这种上海禁塑方案支持的判项。

这是我的对本案的基本的看法，谢谢大家！

整理/田雨疆  审/赵绘宇  编/sak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