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日生活中，女性，尤其是女性科学家，尤为坚韧。她们面对着生活中的种种阻碍，克服着雇用、晋升、出版、薪酬和拨款分配等等职业生活偏见。COVID-19新冠疫情将这种不公平放大了许多。

（图源：Sara Platto）

在过去的十个月中，已有4000多万人感染新冠疫情，全球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万。这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除了灾难性的健康后果外，这次爆发还使许多国家经济崩溃，各个工作领域的失业率飙升。世界各地关闭学校和日托以控制病毒传播，这也对妇女产生了巨大影响，她们是家庭中提供照料最多的人，结果反而限制了她们的工作和经济机会。《自然指数》有一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当前状况：我们都处在同一波风暴中，乘的却不是同一条船。这很好的说明了当前的流行病正如何扩大工作方面性别不平等的鸿沟。假如男女都能获得所需资源，并且做出同样好的结果，那么“公平”就算是达成了。同时，“平等”的意思则是一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使资源不论条件平等分配。现在，在所有工作场所，妇女都同时面临着不公平和不平等。

世界上绝大多数学校关闭后，有90％的学生留在家中，其中有8亿多女孩。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父母已经不重视女童教育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让女儿辍学。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与新冠相关的因素，失去父母或监护人的女孩也有很高的辍学风险。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进而减少担任领导岗位的机会。

学校的停课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妇女的工作情况。准确地说，大流行期间（3月至5月）的性别就业差距明显大于大流行之前（2月）的性别就业差距。一项针对母亲和父亲工作时间的比较分析显示，在1-5岁的孩子和6-12岁的孩子父母2月至4月之间的工作时间减少量中，母亲的工作时间减少明显多于父亲。结论是，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有所增加。2月，预计6至12岁儿童的母亲比同年龄儿童的父亲少工作4.7小时。到4月，这一差距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6.3小时。同样，在有1-5岁幼儿的父母中，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从2月的4.9小时增加到4月的6.2小时。这意味着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增加了25％以上。在此背景下，在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工作时间的性别差距减少了45分钟。而在2020年2月至2020年4月的短时间内，对于有1-5岁孩子的父母，这一差距增加到了1小时18分钟；对于孩子年龄在6-12岁的父母，这一差距为1小时36分钟。这些趋势表明，母亲似乎承担了更多的育儿和家庭教育负担，而牺牲了有偿的工作时间，而父亲的付出时间几乎没有变化。只有在子女年龄为13-17岁的父母群体中，父亲的工作时长出现明显下降，减少了约1.2小时。另一项研究表明，在最小的孩子为6至12岁的父母中，性别就业差距更大，并且不断在增长。具体来说，女性在就业概率上的劣势为：2月0.8％，3月4.4％，4为5.5％，5月7.3％。

已婚有子员工的工作时长差距

What all of this means for women in science?

这对科学界的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论文发表、研究机会和晋升机会方面，新冠疫情还影响了学术界男女之间的差距。一般而言，女性的工作能力须为男性的2.5倍，才能在工作表现和生产评估中被认为具有同等价值。在疫情前，初入行业的女性研究人员就面临着取得学术成功上的重大障碍。鉴于主要育龄期通常与科学职业的早期阶段重叠，因此，五分之四的科学家会在此期间育有孩子。因此，这段时期内的结婚和分娩是女性在从学术界流失最大的原因，而同期男性则毫无影响。2019年在STEM领域的一项研究强调了这种损失，该研究报告称，有43％的妇女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离开了全职工作（而男性为23％），其流失率明显高于没有子女的人员。美国医学院的全职教授中只有22％是女性，在欧洲这一比例仅为23％，而美国医学院的全职教授中只有0.5％是黑人女性。众所周知，与男性相比，学术界的女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负担。一项研究表明，与同龄男性相比，妇女每周在照料子女和家务上的时间要比男性多8.5个小时，单亲家庭女性在这一方面所用时间则增加了一倍。

疫情之下，日托，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关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差距。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最新数据表明，疫情期间女性在照料儿童和家庭教育上花费的时间多于男性。对于大多数单亲妈妈而言，情况尤其困难。这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女性的工作时间，对论文发表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对2019年同一期刊的论文和新冠疫情期间论文的作者身份分析表明，女性在全部，第一和最后作者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0％，28％，22％，而在新冠疫情后，这一趋势分别下降到了16％，23％和16％。此外，对arXiv和bioRxiv提交的分析表明，尽管总体上预印本提交数量增加，但男性作者的数量增长快于女性作者的数量。另一方面，在“少出门”期间没有孩子的女性生产率则大大提高。这些结果表明，学术界的多数女性首当其冲，可能因此面临长期职业生涯影响。如果在新冠疫情之后，女性缩减工作时长，但男性工作时长未受影响，那么未来基于业绩的机会和加薪等会不成比例地使疫情期间工作表现稳定的男性更加受益。因此，学术界的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疫情下性别影响，避免由此带来的错误——女科学家的流失。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缩小差距？

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结束后），学术界应该支持女性。

—首先，认识到女性可能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应该为照顾家庭成员的学者提供选择，将封锁期间视为育儿假，这样生产率的降低就不会阻碍以后的职业发展；

—第二，认识到在危机时期性别偏见会影响科学专家和领导者的选择和评估。在媒体引用的疫情专家里，女性只占24％，在已调查的国家工作组中，女性只占24.3％。但是，拥有女性领导者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在这方面数据良好。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扩大在传染病、疫情响应、全球健康和卫生安全等方面已有建树的女性的声音；

—第三，收集和报告有关性别代表性的数据，包括学术成果和高级职位；

—第四，确定并解决研究机构（例如，聘用）和出版过程（例如，同行评审结果，引用次数）中结构性和无意识的偏见。考虑为科学期刊提供反偏见或双盲评审培训。编辑在考虑在其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时，应优先考虑性别和种族/族裔平等。编辑可以通过设立女性团队论文专栏等方式来更加关注女性撰写的论文；

—第五，认识到少数族裔妇女在学术界面临更多挑战，并采取结构性行动提供支持。来自所有性别的科学专业知识和知识对于建立多元化，包容性的研究组织并提高医学研究的严格性至关重要；

—第六，允许在学校和日托所完全关闭期间提供更灵活的休假规定。如果母亲使用休假规定多于父亲，则应认真管理休假规定，以免加剧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扩大休假政策应当能促进男性参与育儿活动。

结论

新冠疫情放大了社会中的许多差距，其中包括对家庭照看者（主要是女性）的不平等。疫情期间，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和困难。学术机构必须积极留住那些初入业界的研究人员，没有外界帮助，她们很可能就此退出学术界。假如出现第二次疫情爆发，那么我们所提到的结构变化就能很大程度上挽回这些研究人员。疫情提醒了我们，公平和公正需要具体且广泛的承诺，以及消除不平等的政策的执行和评估。

图源：中国绿发会

原文/Sara Platto 翻译/张大芊 审核/Cyan 编/Angel